作者：赵顺宏

    我过去读过张生的一些小说，也读过他的一些散文。对他的这两类作品也都有一些原有的印象，近期读到他的一部新作品，叫做《乘灰狗旅行》(南大出版社)，开始我感觉这是一部记游性的散文，从书名，从作品所叙述的作者行踪、交往的人事来看，它并不缺乏这样散文的底色。这类作品我们是不陌生的，从当年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甚至更早的此类作品开始，一百多年来，漂泊于异国他乡的游历者告诉了我们多少有关海外的奇闻轶事，告诉了我们多少文化之旅上的心路历程。可是，读完全部作品，跟着作者“旅行”了一遭之后，并没有释然于眼前所有的景致。仿佛总有只手还牵着心灵的衣角。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超出了我初始的阅读期待造成的，我不禁自问：这真是一部散文作品吗？我感到，让我难以释怀的作品中那些超出散文性质的部分，是被作者有意识地“提炼”、“锻造”过的某些东西。这时，细想就发现作者是在现实散文的世界里粹炼着心灵和生命的“形式”。散文不是也可以写人的心灵，人的生命世界么？那是自然的，但散文世界中所书写的人的心灵与生命的丰富性与散文中现实世界保持着一致性，作者并不把它锻造成某种“有意味的形式”。或许，我该以小说的属性来看待这些作品，是一种带有散文化色彩的小说。当我带着这种想法再去回味这些作品的时候，果然，那些形式的意蕴变得更加清晰起来，仿佛娓娓向我道说着什么……

    这些作品都是以某个人物为主角，《向左转，向右转》中的邓教练，《大车站》中的房东，《校友》中的王老师，《希伯来书》中的爱娃，《冰水》中的叶老师，《自助餐》中的双胞胎兄弟，《欢迎到上海来》中的李梦龙，作品中的人事关系不但相当集中，而且有着伸手可及的直接性。但是，你可能并不敢因此就说你能够洞悉这些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甚至相反，你可能感到他们总在逃避、抵抗着你的解读。就像在作品中，他们总在逃避着“我”的理解一样。我以为，作品正是在这“对抗”中锻造着心灵和生命的“形式”。这里，仅以《校友》为例来说说我的理解。作品中，“我”来到美国已经四个多月，平时无人可与交往，在孤独的泥淖里越陷越深，简直有些要梦回故里了。偶然的机会在学校东亚图书馆遇到一位南京大学的校友，他的模样，他的言谈，他的行为，都向我表明，他是一位老师。在“我”的心目中他便是“王老师”。他乡遇故旧怎不令人欣慰，“毫无疑问，如果以后能经常和王老师——我看了看那张纸条，他的名字叫王立功——见见面，聊聊天，一定是件很愉快的事。”于是，接下来他们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朝着电梯口坐着，幸福地等待着对方。可接着事情发生了转折，在一次校友的聚会中，“我”和王军因去采办“盐水鸭”却不期然发现王老师原来是卖盐水鸭的——虽然，他还不知道“我”对他的身份已然了解的事实。与王老师的再次会面就使“我”变得很不自在，聊天中“我”总觉得有些支绌、尴尬。这是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有两个王老师，一个是研究语言学的王老师，一个是卖盐水鸭的王老师。仔细体会，在“我”的内心里盘旋的是一种羞愧的情绪。羞愧并不是“我”有什么问题，实际上是“我”为王老师感到羞愧，是为他人而羞愧。羞愧是自尊感的欠缺，是一种非常本己的情感。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为自己感到羞愧，只是在很少的情况下为自己非常亲近的人感到羞愧。为自己亲近的人感到羞愧，同样是因为一定程度上把对方的境遇看成是自己的境遇。自尊感的欠缺也不仅仅出自自我评价，而是出自自我依社会或文化的评价而评价自身。“我”对王老师语言学教授身份的认同，对他的卖盐水鸭师傅的身份的拒认，其背后意含着出自某种社会或文化的评价。十分有意思的是，“我”与王老师很不自在的聊天之后，他却非常自然地送了“我”半个盐水鸭。在“我”的极力掩饰中——尽量不表露“我”已经知道他的盐水鸭师傅身份——他却好像丝毫没有隐瞒自己盐水鸭师傅身份的意图。因此，“我”的羞愧，“我”的社会与文化的语码好像都落了空！这其中是不是有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上的落差与对抗？这里社会与文化的语境没有任何抽象的成分，完全体现为生命与心灵的具体形式，体现为一种羞愧的感觉。非常精彩的是这篇小说的结尾，“我”猜想王老师可能是因为已经知道“我”了解他的盐水鸭师傅身份才故意送“我”半个盐水鸭，它说明不管这个世界的真相如何，“我”还是顽强地以“我”的社会与文化的语码来解读着这个世界。

    总之，张生的这本《乘灰狗旅行》不是粗泛地表现穿行于异域的社会与文化语境中的感受，不是从现象上表现不同社会文化间的交往、冲突；而是以小说家的才情锻造着其中生命与心灵的形式，其文化意蕴是经由生命与心灵的形式来折射的，因此，其意味颇为深永。

  (实习编辑：马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