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应该是2014年吧，胡文辉先生电邮传来一部稿子，是陈永正先生带博士生的讲义，叫《诗注要义》。陈先生最初是学古文字的，后来从岭南词学大家朱庸斋学词。大概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做诗词选注的工作，后来成了主业，一去不还，成为当代有代表性的“注家”。

　　我对这部稿子非常感兴趣，不仅因为它是陈先生几十年经验的总结，更重要的是，我读研究生的时候也想做一个诗注，因力所不逮，老师又说“出力不讨好”而作罢。但这种想法还在深层的意识里存在着，究其缘由，主要是有快感。你比如读陈寅恪诗，他一些作品明显地表达对现实环境的看法，但那看法都安放在古人身上表达出来，让你不能明明白白地抓住。他自己就讲什么“古典”、“今典”。陈先生在《柳如是别传》里又说：“诗若不是有两个意思，便不是好诗。”这话听来多玄妙！但我也可以为陈义宁的这句话作个注，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续隐秀篇》里说：“然则隐以複意为工，而纤旨存乎文外；秀以卓绝为巧，而精语峙乎篇中。”前半句即是此意。黄侃这后半句在我看来没啥劲，是凑对仗的。文言与白话比较，这是个老话题，自然文言以韵味悠长胜，白话寡淡；然有时候白话爽利，比如这句“诗要没两个意思就不是好诗”完胜骈辞俪句，亦成为注家绕不开的一个思考点。

　　
陈永正先生书法

　　近些年诗注多起来，主要原因当然是检索时代的到来，但惬意者鲜。前两年有本诗注，有个朋友当面指着一行念：“黄河：中国第二大河。”然后说：“我呸！这也叫注！”闻过辄喜，可就是喜不起来。前些天王培军先生在微信上说，最近他看到一本诗注，碰到一个人不知是谁，就作注说“人名”，培军兄开玩笑说：“不是人名难道是狗名，你这注什么意思嘛！”注家为什么作注，要的是我前面说的那种快感，读者要的是拍案喊精彩。但这些太难，不知要吃多少苦！

　
陈永正先生书法

　　陈永正先生这本《诗注要义》，分《要义篇》《简史篇》《评论篇》《体势篇》《指瑕篇》五篇，简单说，就是要教给我们怎么给旧体诗作注，注意点啥。《简史篇》是讲注诗的历史，《评论篇》和《体势篇》是具体讲该怎么做，《指瑕篇》讲不该怎么做。而《要义篇》最重要，篇幅也占了全书的五分之二还多。要义篇开头就是“知难章第一”，这一章是劝阻那些熟练使用检索而来钻空子的人，陈先生说：“哥们，边儿去吧！”这一章写得很精彩，看得人先是浑身是汗，后来汗不敢出。陈先生举了古今很多例子，相信大家有同感。我也举个最近碰到的，曾读钱谦益的门人严武伯的《严白云诗集》，有一句是“太息无人并种麻，旧游历历在天涯”（《岁暮杂诗十首次湘灵韵》第二首，《严白云诗集》第121页，《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那“太息无人并种麻”是什么意思呢？幸亏下面有作者一个自注，说：“《本草疏》夫妇同种始茂。”就是说《本草疏》里面讲啊，麻这个东西要夫妻一起种才长得好。那么这个“太息无人并种麻”说的就是严武伯亡其妻。你看这要是没自注，注家很为难，但一旦注出来，注家很得意，一个字：爽！

　　二

　　陈先生结合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很多地方谈得很具体。当然，也有一看我就表示不同意的地方。最主要的，陈先生主张“不能轻易放过一字”，“要一个字一个字抠，尽量注出它的出处来”。我反对！

　　陈先生举例说，杜甫《寒雨朝行视园树》“桃蹊李径年虽故”句，旧注引《史记·李将军列传论》“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赵次公于此不满，认为应该补注谢朓《和徐都曹出新亭渚诗》“桃李成蹊径”句，这样“径”字才有出处（《要义篇》补正章“失注”一节）。陈先生显然赞成赵次公的说法，并说：“谢诗可称为‘父典’，方得完备。”不必吧！

　　
陈永正先生书法

　　杨万里《诚斋诗话》说：“初学诗者，当学古人好语，或两字，或三字。如山谷《猩猩毛笔》：‘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平生’二字出《论语》；‘身后’二字，晋张翰云‘使我有身后名’；‘几两屐’阮孚语；‘五车书’庄子言惠施，此两句乃四处合来。”这段话说的是杨万里如何学作诗。那他这么做可行不可行？当然不可行。他自己又在《荆西集序》里说“学诗始自江西诸君子”，“学之愈力，作之愈寡”。学得越凶，越写不出。朱东润猜测《诚斋诗话》必作于诚斋酷摹江西，诗体未变之时（《沧浪诗话参证》，《朱东润文存》上册第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诚斋如此学诗，固不可行；注家如此注诗，亦大不必。

　　
《朱东润文存》

　　古人即有祖典、孙典之说。“祖典”，即最早的用法。作注当注出祖典，但最早不一定最切合，一个典故在使用中，穿朝隔代，其意涵增加减少或扭曲变形，沿路不知生出多少变化，所以还要注出直接脱胎、有直接血缘的那一处，为了说明问题，陈先生引入“父典”的概念。说起来，这个“父典”要叫“母典”，才更符合我们的习惯。前面那个“祖典”的祖不是指爷爷，而是指始祖，后面强调血亲，即呼“母典”，也是合乎逻辑的；要是前面那个指爷爷，后面那个就只能是父亲，忽然出来个“母”字，就乱了。在实际过程中，有时候一下子找到了祖典，但父母找不着；另外一天，一下找到了亲生爹娘，但起源幽远，祖典难寻。故操作中，只能相机而动。像钱谦益这种，他的学生严武伯说他“故事中须再加故事，意思中须再加意思”（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第三册，第1261页，凤凰出版社，2004年），注解起来就更加复杂。

　
《清诗纪事》

　　虽然我知道，百分之八十的人都会站在陈先生一边，主张一字字注，一字不放松，这肯定是诗注中的主流派，但没道理！有一年因发现新材料，重做《牧斋初学集》，做完以后送给王培军先生一部，他就指出钱曾好多地方失注，但在我看来大多是耳熟能详的词句，一一注出，徒占篇幅，看着太累。一字字注只能是造成“宁滥毋缺”的局面。这不对，或者说一定程度上不对！

　　替古人诗作注，好像是件客观的事，他写了啥，你注出啥就完了。其实不是。大的方面是客观的，小的方面全是主观的。所有学术创作，到了操作层面，都是主观的，因为这不是解方程，它属于文学艺术。你看“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基本体例一致，但你从中挑几种杰出的，比较一下，发现各有各的特点。在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特点的过程中，必定有得有失，不可能一个模子。我可以举例，最典型的是瞿蜕园注刘禹锡，那失注的地方要是找不出三百条不拉倒。不少是前人都注出来了，他也没吸收进去。陈先生《要义篇》补正章“失注”节指出：“失注的情况大抵分三类，一是因词语典故深僻隐晦，注者未能弄懂而故意避开不注；二是注者在学识方面的欠缺，不知有使典用事，因而漏注；三是词语典故字面浅显，而实际别有用意，注者未明其深旨，误以为常语而不注。”瞿蜕老失注情形不一，主要是有些用前人典、使故人句没注意到，可以勉强归到陈先生所说第二类，还有就是他觉得没必要注。但瞿蜕老这部书怎么样？谁不竖大拇哥！记得前些年吴长青兄请扬之水先生来讲座，她对这部笺注赞不绝口。

　　
《刘禹锡集笺证》

　　为什么？因为他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做出了自己的特点。瞿蜕园是史家，他对两《唐书》特别熟，大人物周边的小人物都能给你把线索理清楚，给出现的人名作笺。即使猜测，也给人启示，予人线索，是今人作的很有特色的一部笺。谢正光《钱遵王诗集校笺》也是这样，他根本不作注，谢也是史家，专门编索引，编遗民录，精熟明末清初那些人物之间的关系，他就避开作注，专门作笺。听闻这部书经沈公燮元作介，在中华书局再版，增补大量材料，很期待。

　　三

　　注和笺很多朋友搞不清楚，记得有一年在北京住在龙雅宜女士所暂居的苗圃里，和倪春军君聊天，当时他还是王水照教授的博士，谈到笺和注，发现他不作区分，搞不清区别。陈先生《诗注要义》专门设“笺”一节，从源头讲起。最初亦无明显分工，不同叫法而已，毛传郑笺都统称注。但到了近代，尤其“古典”、“今典”的观念清晰了，还是要搞清区别。周法高就清清楚楚地说，注管古典，笺管今典。诗人用了典故，你要注出来，唐朝的还是汉朝的，这叫注；而比如这么个诗题“送王某某北上”，王某某是谁，北上是从哪到哪儿，时间是某年春夏之交，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这就叫笺。像钱谦益、陈寅恪这种，他们诗歌内容与政治联系较为紧密的，笺就愈显重要。

　　回到要不要一字一字注出处的问题。瞿蜕园失注、谢正光只作笺不作注，都是个例。就算一般的诗注，我从读者的角度讲，意思上不生障碍第一重要，要从这一层分及格还是不及格，其他还都在其次。要是字面上好像不需要注，但实际上能注出你料想不到的神隐微妙处，这当然高，但这已经是优秀和良好的区分了，是另一层次的问题。如东坡词《渔家傲》“作郡浮光虽似箭”，“浮光”易想当然解作“流光”，则不注，陈永正指出浮光就是光州，这个就厉害，见《指瑕篇》。说句实在话，很多诗注是一字一字注的，结果怎样，读得懂的地方啰里吧嗦注了八行，读不懂的他一字不注，你怎么办！今人作注最大的毛病，就是没心得又话多。前人的注，也有个毛病，说了很多，就是看不明白，那是因为在自己没真懂的地方扭扭捏捏，真不如白空着。我承认有百分之五十是因为我们自己水平低看不懂，但至少另外百分之五十我看本来就是糊涂账，以话多来掩饰。若要求一字字注，只能助长这种掩饰。

　　你注出的，读者都能看懂，这就是最大胜利。不要想着每个字每个典都注出来，我看做不到。费解之处使劲挖，易解之处要节制，别自布迷阵。注释之学里，挺大一问题就是自布迷阵。

　　四

　　凡作诗，有“用事出处”，有“造语出处”。

　　先说“用事出处”，即注典故。注古典，利用工具书总能说几句；注今典相对难办，比如诗题中刘主簿、李判官满天飞，你注出谁是谁，是比较难的，必须深入研究，才能搞清真实的背景，描画出轮廓，使“以诗证史”成为可能。傅斯年看不起诗注者，认为是浪费光阴，实际上他是看不起注，对于笺他还是认可的，可能他认为笺与他心目中的学术距离较近。专注于笺的人大多走到史诗互证上去。陈寅恪是近现代笺家的代表，他的《元白诗笺证稿》傅斯年并没有看不起，而最后一部著作就是《钱柳因缘诗笺证稿》，我想是因为越做越不像笺体，已不可能推倒重来，于是只好把名字改掉以迁就，这就是《柳如是别传》。“传”的体裁要求就宽松些，再加“别”字，就过得去了，不会让人觉得文不对题。但也造成后果：这本传也太难读了点！

　　
《元白诗笺证稿》

　　再说“造语出处”，即“运用古人处”，注或者不注，一定会生出主观异同。此种地方，若注得精确，犹如一下子指明了血亲关系，那真是意外之喜。但问题是，在电子检索的环境下，形似者一检便得而长篇累牍，切近者鲜。这是我反对一字字注的现实缘由。钱锺书《谈艺录》批评施国祁《元遗山诗笺注》“遗山运用古人处，往往当面错过”，可现在的情况，往往是注了七大姑八大姨一堆远亲甚至邻居，血亲关系却注不出，真正成为傅斯年所指责“虚耗光阴”者，而且影响读者阅读，容易产生疲劳。所以“造语出处”我主张少注一点，注则切近。

　　注或不注，绝对是个问题。这就和古籍整理中的异体字一样，常见的就不改，很偏僻的就改正字。作注也是一样，最关键是把那些很僻的东西解决掉，不是在烂熟的地方念葛藤禅。

　　陈永正先生《诗注要义》这部书，扎硬寨，打硬仗，总结几十年作注之经验。此书今日读毕，受益多而感慨深，呵手作此短文，算这一年未曾虚度。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