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新作三种，仍在不辍地书写着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生存、奋斗、抗争、挣扎，以及他们的活着和死去。但他的新作三种充分吸纳了批评家的的意见，变得“客观、冷静、内敛”了，特别重视人物塑造了，有了强烈而明显的“以人物为中心，从人物出发的叙事自觉。”

　　一

　　秋天就应该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对于读者和莫言来说，今年更似往年。《收获》2017年第5期发表了莫言最新的一组小说《故乡人事》：《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人民文学》2017年第9期发表了莫言最新的戏曲文学剧本《锦衣》和最新的七首现代诗《七星曜我》。

　　莫言在短篇小说《地主的眼神》中说：“我知道很多地主不是坏人，但我知道，这个孙敬贤的确不是一个好人。这其实跟他的地主身份没有关系。”我很喜欢他说的这段话。因为它，不仅道出了地主与好人、坏人的关系，而且也道出了作家与文学批评家各自的工作操守和独立精神。作家肯定是从心里想写出优秀作品的，但有些局限性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作品的问题与作家向往的优秀作品是两码事；批评家总是对作品不对人的，批评作品的问题与批评家对其作家的好恶当然也是两码事。

　　从某种关系上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地主”。我们都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故乡的儿子。读了莫言新作三种，我强烈感受到，尽管历史在前进，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人，还是那个人”，内在的、本质的东西并没有多少改变。无论地主、贫协主任，还是那个内心可怜的“斗士”，无论高密的知县庄有理、儿子庄雄才以及王豹、王婆等混混，还是留日学生季星官、秦兴邦、春莲、季王氏和宋老三。因为人对善良、正直、公平、真诚和美好的追求没有变，民间的道德正义与天道人心没有变，大地的伦理没有变。

　　二

　　美国文艺批评家乔治·斯坦纳在其《语言与沉默》中说：“文学批评的任务，就是帮助我们作为健全的读者阅读，以精确、敬畏和快乐为榜样。相比于创造行为，这是次要的任务。但它从来没有这样重要过。没有批评，创造本身或许也会陷入沉默。”莫言新作三种，明显比以前的作品从容、放松、坦荡、谦逊、淡定和大度，尽管思维还是肆意恣纵，譬如戏曲剧本《锦衣》，但是语言有了明显的改善，趋向于准确、精到与节制，这一点在小说《故乡人事》中最突出。所以，这不能不说其中也有批评家批评的作用。

　　李建军在评论《蛙》时说：“莫言的小说里，有的是喧嚣和热闹，缺的是从容和安静；有的是紧张和气势，缺的是内敛和深沉。大轰大嗡的狂欢化叙事，充满戏剧性的情节铺排，使他的小说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但是，耐得住咀嚼的细节，经得住开掘的意义，却并不是很多。”从《故乡人事》的这三篇小说来看，明显已有大的进步。除第三篇《左镰》开头的“小引”，显得有些多余外，这三个短篇小说堪称优秀。尤其语言，在保持莫言感觉敏锐、旺盛的独特魅力之外，明显内敛和节制：“赶到地头时，东边天际才刚刚显露出鱼肚白。会抽烟的男人，抽了一锅烟。麦田已经显示出比较清晰的轮廓，没有风，田野很静。”“当我们终于割到地头时，太阳已经爬出了地平线，田野里一片血红。”再如描写新磨出的镰刀刚刚割麦的感觉：“左手翻腕揽过麦秸，右手将镰挥出去，用力往回一拉，感觉如同割着空气，毫无窒碍。”

　　《斗士》中“五保户”武功的死猪不怕开水烫式的拼命较真，村党支部书记方明德的有理得势不饶人，王槐的色厉内荏与无可奈何的流离失所。《左镰》中的田奎，因为带领“我们”在村南的池塘边，欺负刘老三的傻儿子喜子和来保护弟弟的漂亮妹妹欢子，而被父亲田千亩剁掉了手，成为村里有名的“左镰”。他勤劳能干却因残疾一直娶不上媳妇。漂亮的欢子却因村里人说她“克夫命”，而成了“拖油瓶”的寡妇。媒婆对他说，“你敢不敢要啊！”他想起已经去世的她爹刘老三和她哥喜子，说：“敢!”再说剧本《锦衣》中官匪的沆瀣、官对民的逼迫、公理的颠倒，还有贪官对春莲的诱惑逻辑与心理，以及“人鸡幻化”和大团圆结局，都在深刻说明，莫言依然追求的是残酷与奇幻外壳下的朴素与本真，依然有着远离当代许多潮流写作的强大思想根基。这就是民间正义的立场，天道人心、亘古不变的情怀，大地的伦理道德。无论他的小说，还是戏剧，都具有强烈的民间质地、民间精神与民间伦理价值。他总是试图透过历史、透过现实、透过生活，让更多的人获得对人生与世界、历史与现实、人性与命运、伦理与政治等等独到而深刻的体认。这种体认，无疑只能来自民间社会与地域文化的独特而深刻的世界观和犀利而彻底的洞察力。这就是他对历史与人类正义的始终坚持。

　　可能这一点，是当代很多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所欠缺的。他们的价值观，他们对于世界与人性、历史与命运的认知，可能过于世故，过于变化与过于聪明了。

　　三

　　从莫言新作三种来看，尤其是《故乡人事》和《锦衣》是有强烈的倾向性和明确的价值观的。只不过也是非主流的，非政治的，但很明显地具有人间善恶是非观念和标准的。譬如《左镰》就是对劳动、生活与创造的赞美：“他们开炉干的第一件活儿，其实不是器物，而是一块生铁。他们将这生铁烧红，锻打，再烧红，再锻打，翻来覆去的，折叠起来打扁打长，然后再折叠起来，再打扁打长。烧红的铁在他们锤下，仿佛女人手中的面，想揉成什么模样，就揉成什么模样。他们将这块生铁一直锻打成一块钢。”这不仅是对铁匠打铁的形象化描写，也是对自古以来“百炼成钢”和“百炼钢化绕指柔”的具象化赞美。再看这个短篇快结尾时，莫言写道：“炉膛里的黄色火光和砧子上自得耀眼的光，照耀着他们的脸，像暗红的铁。三个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锤互相追逐着，中间似乎密不透风，有排山倒海之势，有雷霆万钧之力，最柔软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徊的音乐。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这不仅是对劳动、创造与生活的赞美，而且也是对这篇小说主题的呈现。

　　莫言不仅面对作品中人物的命运和情感，做出了人间自有正义和公道的判断，而且更可贵的是具有对社会与现实凌厉的批判。

　　《地主的眼神》中，地主的孙子孙来雨求“我”说：“叔，你能不能跟县里的领导说说，胶河农场那闲置的八百亩土地能不能让我种？”“我”问：“农场那八百亩地是怎么回事？”孙来雨说：“听说是被市里一个领导的小舅子，十年前用每亩四百元的价格买走了。原说是要建什么电子工厂，但一直荒的，现在野草都长得半人高了，里边有很多野兔子，还有狐理。”“我”问：“你要那八百亩地干什么？”孙来雨说：“种庄稼啊，闲着多可惜！叔，你跟县里领导说一声，你的话他们肯定听。我接手那片地，一年种两季，春天小麦，秋天玉米，每年最少可以生产一百六十万斤粮食。”《斗士》中，村党支部书记方明德死后，“他的儿子们秘不发丧，夜里悄悄地抬出去埋了，为的是继续领取那每年一万多元的荣军补助。但这一切都没瞒过武功。是武功到县里举报了方明德的那三个儿子”。

　　再看戏曲文学剧本《锦衣》，更是无情而淋漓地对20世纪初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譬如第十场中“换营业执照”时，庄雄才与季王氏的一段对话：“你这执照是何时颁发的？/光绪十年。/老婆子，现在是宣统三年喽，这执照早该换了。/公子啊，为了这牌照，我家卖了五十亩良田，我那公公，与人争这张盐牌，喝下了半瓢铁浆，搭上了一条性命！这卖盐执照，是长期有效、世代相传呀。/什么长期有效世代相传，新皇颁旨，盐业系统全面整顿，重新换发执照，否则一律按私卖论处！/公子，可怜我一门双寡，您高抬贵手吧！/老婆子，你们家的情况的确值得同情，可皇上旨意，谁敢违抗？咱们公事公办吧。/公子啊，老身已给您备好了二两银子的酒钱。/老婆子哎，你把本少爷当成什么人啦？你以为本少爷是叫花子？是来你这里讨饭的？”如此世道，真的叫老百姓如何活啊！听之，让人胆寒心怯，对当时的丑陋之恶习产生后怕并且深恶痛绝。

　　莫言就是如此坚守民间立场，永远以天地良心为价值观，以自己对历史、社会和人生的省悟，永远站在老百姓的一边，坚守批判精神，永远在追问个体所体验到的荒谬和痛苦的深度，永远在昭示一种生存的真实，让更多的人对这个世界与社会保持高度的反省和警觉。

　　四

　　莫言的小说不是含蓄、精微和优雅的，但它是粗粝的、宽阔的、饱满的，具有冲击力的。这正是莫言不同于其他当代作家的地方。他热爱“高密东北乡”那块热土。莫言新作三种，仍在不辍地书写着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生存、奋斗、抗争、挣扎，以及他们的活着和死去。但他的新作三种充分吸纳了批评家的意见，变得“客观、冷静、内敛”了，特别重视人物塑造了，有了强烈而明显的“以人物为中心，从人物出发的叙事自觉”。

　　莫言还是那个莫言，新作却总是新作。在获诺奖数年之后的莫言，在文学批评史中前进的莫言，让期待他的读者感到十分欣慰。正如他在几年前的《写什么，怎么写》中所说：“不管社会怎样千变万化，不管社会流行什么，不管写出来是否可能引起轰动，我只是以我记忆的仓库里去寻找那些在我头脑里生活了几十年、至今仍然难以忘却的人物和形象，由这些人物和形象把故事带进作品结构中去，这样的写作，往往容易获得成功。”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