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多年，现实主义很像一个被妖魔化了的概念。一谈到它，许多人便想到“政治工具”“标语口号”等令人倒胃口的写作。而1980年以来出现的颜值颇高、名声极红的先锋派、现代派等文学小鲜肉，似乎正要给老旧陈腐的现实主义踏几只脚。1985年前后，从作家到期刊，到评论界，把先锋实验捧在掌心，视为至宝，仿佛那就是中国文学的救命仙草。短短几十年，中国文学把西方文学几百年的历程走了一遍，把能捡到篮子里的都当成了菜。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现代派、叙事圈套、零度写作，但凡与现实主义相关的观念、方法，一概弃之如敝屣，仿佛不如此不足以前进。抛弃与告别成为我们文化创造的本能。在这股涌动的潮流中，太多人随着潮来、潮往，少有能从一而终、不离不弃者。
周梅森似乎是个独行侠，是这历史长河中顽强的小舟，出没于风波里。周梅森创作的最主要法宝，就是现实主义。他是现实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巴尔扎克的信徒。他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爆红之后接受《文艺报》记者行超采访时承认：“20年来，我一直坚定地走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从14岁认识了巴尔扎克开始，我的信念始终未变。可以说，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是我追求一生的艺术创作原则，也是我不变的文学信仰。”“巴尔扎克对我的影响的确是非常深的。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和我们今天的社会形态非常相像。……和巴尔扎克一样，我也参与了时代变革的所有节点。”这个采访的标题叫作《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是我不变的文学信仰》。
多少作家有周梅森这样的信仰？我们无法统计，但对周梅森来说，现实主义有如灵魂之于人体。从早期的《历史·土地·人》，到1990年代以后《人间正道》《中国制造》《天下财富》《我主沉浮》《国家公诉》《至高利益》《绝对权力》等一系列“新政治小说”，现实主义都是最鲜明的标记。读《沉沦的土地》这部34年前发表的小说，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实主义的光芒，看到周梅森在后期小说中多种写作特色的雏形，如对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把握，对人物复杂性格的刻画，对社会关系网的描绘，以及宏阔的时代背景，高层的政治视野等。
《沉沦的土地》讲述了民国八年黄河故道上一场煤矿资本家与农民矿工围绕土地问题展开的斗争，营造了清晰的社会背景，塑造了一大批生动的人物形象，上演了一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较量的大戏。矿主、经理、乡绅、包工头、工人、农民、矿警、县官、军阀、江湖杀手，各色人等组成了一个小社会。这些人物各有利益诉求，各有生存方式，各有性格特点。读来如在眼前，时时让人联想到当下，甚至联想到《人民的名义》中那些富于现实感的社会关系的生动描绘，比如老板与官员的勾结，江湖高人的介入，尽管二者有着完全不同的时代背景。小说超重地将三先生塑造为一个农民政治家的形象，让人深深体会到，他的身上负载了周梅森对于农民的深入洞察和政治想象。
34年在历史长河中微不足道，但在一个作家的生命中，已经足够漫长。当年那些声名远播的作家，现在还有多少人被人记起？1983年，周梅森27岁，他写下了这部当时引起人们注意的作品。1986年，批评家曾镇南赞扬道：“和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他表现出更多的深刻理解历史、理解社会矛盾、理解阶级斗争的兴趣，并获得了开阔的艺术视野和宏伟的艺术胆魄。”但是文学史似乎是冷酷的，这部小说仅仅是个个案，并不像后来1985年出现的先锋派作品那样引人注目，反复讨论。
重要的历史常有重新闪光的一天。34年过去，再看这部作品，仍是那么新鲜、圆润，接地气，那么有现实感。这种现实感，既体现在作者对中国社会的宏观把握，也体现在对典型人物的选取和塑造，还体现在对社会关系的深刻洞察。他抓住了历史的典型性。
这部以现实主义为创作方法的小说的魅力是多方面的。如语言的生活化，“下煤窑又不是逛窑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如大量现实感的画面营造，三先生在轿子里，三先生喝茶，刘四爷在街上，秦振宇在大班椅上，秦振宇站在最高的建筑里眺望工厂，这些画面有助于故事的推进和人物性格的深化。煤矿入驻带来的社会变化也非常有现实感，烟囱、皮鞋、洋服、妓院、赌场，这些伴随经济发展的现代事物纷至沓来，打破了乡村以往的生活。特别是妓院的开张、刘四爷买淫画的情节，简直生动极了，与现在那些正在经受着城市化折磨、农家少女纷纷投入到皮肉行业，以及患着道德堕落恐惧症的乡村是否多少有些同病？描绘工地住所的一段堪称现实主义，干打垒、泥草棚、三角马架，如果不是亲历，很难想象一个作家能够区别出如此有细微差别的贫民住所。诸如此类的描绘，在我看来，都暗藏了周梅森涉及人性、制度、阶层等方面的重要社会观察。
强烈的戏剧冲突，是周梅森小说最吸引人处。冲突不但是虚构，还要有扎实的现实依据。正如他在《专访〈人民的名义〉编剧周梅森：在现实生活和贪腐官员面前,作家的想象力是苍白的》中所提到的贪污奇观：“魏鹏远被带走时，执法人员从北京一家银行的分行调去16台点钞机清点，曾当场烧坏4台，有人计算，魏鹏远在近6年时间里，平均每天‘捞钱’近10万元。”《人民的名义》让国人眼界大开的经典画面“人民币墙”就来自于魏鹏远案。其他如刑警队长做老板卧底，信访办窗口摆小凳子，以及我们曾经风闻过的海天盛宴，某某领导的一百个情妇，真不是哪个作家能想象出来的。李白、曹雪芹、罗贯中也均无可能。这是现实主义的魅力。小说第六章四爷挺身卧轨挡火车，毫不逊于拆迁过程中活人对抗挖掘机的新闻画面。
这部小说最让我惊叹的是，在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刻画人物关系。三先生与县知事、矿主、工人首领、江湖杀手、地痞流氓以及军阀等人物的关系，显示了高超的智慧和政治手腕。让人想到现在地方上的许多能人。他们交际广泛，人脉深厚，能够摆平各种棘手问题。诗人艾青在《我的父亲》一诗中曾经以这样的句子来描绘他的能人父亲：
这些是他的贵宾：
退伍的陆军少将，
省会中学的国文教员，
大学法律系和经济系的学生，
和镇上的警佐，
和县里的县长。
三先生正是艾父式的能人。他收服了强悍的四爷，动员了工人首领刘广田，经受住了金钱利诱，感化了杀手祁六爷，并且在罢工的关键时刻，重金收买军阀成功。罢工事成之后，假借军阀之手，又除掉了祁六爷，机心可谓深矣。这些描绘将一位在各种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的农民政治家形象丰满呈现。
三先生这个人物形象，表达了周梅森对农民独到的历史洞察。他上通下达，左右逢源，根深蒂固，“他实际的势力，已远远大于一个县太爷了。现今南北对立，军阀混战，徐世昌徐大总统都无力号令四方，区区县太爷也就更没有多大的威势了！他的土地扯扯连连遍布三个县。这三县的知事无不与他称兄道弟。自打办矿以后，他兼任了两代公司的地方顾问”。与官商两道均有密切交往，甚至与军界也有联系，这正是农民之为政治家的原因。这不就是曾经的洪秀全、李自成、刘邦们吗？我觉得周梅森始终有一个和中国历史对话的思想冲动，他虽然面对的是过去的某一瞬间的历史事件，是一个虚构的故事，但却始终可以凭此向历史和现实发问：难道现在不是如此吗？难道历史不是如此吗？小说焕发一种社会学的经典性，所提炼出来的情节、场景、人物、性格，所讨论的问题，都有某种前瞻性。《人民的名义》中的赵瑞龙是不是一个企业版的三先生呢？
——原载《小说选刊》2017年第6期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