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优秀的作家，总是不受题材限制，努力冲破天花板。张策最近创作发表的5部中篇小说，呈现出过去长期写公安题材的张策之外的深刻、甚至被忽视的经验。这个经验简单来说，就是对于女性的认知以及女性形象的塑造。

　　这5部中篇是《宣德炉》《青花瓷》《紫砂壶》《黄花梨》和《玉玲珑》。全部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5部作品有两个共同点：围绕一个老物件（比如宣德炉、青花瓷、紫砂壶、黄花梨、玉玲珑），结构故事和人物关系，写大时代的小人物的生存问题；女性是第一主角，层次感强，人性丰富、复杂、微妙。

　　《宣德炉》《黄花梨》《玉玲珑》《青花瓷》这4部小说塑造了张丽芸、桂芝、冯宛如和雯丽4个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其中雯丽的后面隐藏着姐姐雯静，因为生活困难，雯丽被送走，雯静留下来，人生自此改道。5部作品，每部都有一条故事线索。宣德炉是张丽芸丈夫家传老物件，《宣德炉》的线索就是“寻找宣德炉”。张丽芸是国民党战犯的姨太太，在三线工厂做厂医，特殊年代特殊的生存环境下，她主动把宣德炉作为礼物送给工厂革委会主任，以换取生存的安宁。丈夫从监狱回来，追问宣德炉的去处。暧昧、紧张、不安的气氛出现了。小说中首先出场的是战犯丈夫和不成器的儿子，但后面的戏份基本都落在张丽芸身上。结局非常有意思，宣德炉被革委会主任的疯爹和张丽芸的战犯丈夫共同作为烟灰缸使用。

　　对于中篇小说来说，结构特别重要，它既不可能像长篇那样铺陈，又不能向短篇那样只攫取一个片段或场景展开，中篇写作在空间上必须进行立体谋划。张策这5部中篇小说结构讲究，虽然“故事性”很强，但故事只是树枝，故事里结出来的“文学性”才有价值，即对于人性和生命经验的细致描述。具体到《宣德炉》，张丽芸怎么保持尊严，怎么顺应环境处理人际关系，怎么求得夹缝中的生存，让人读完小说后不能平静。宣德炉象征尊严，丢失了的尊严能找回吗？《青花瓷》里冯婉如的出场令人很熟悉，像很多长篇小说如苏童的《妻妾成群》的写法，但出人意料的是后面部分的写法。如果说《妻妾成群》是一场昆曲咿咿呀呀唱到底，张策的《青花瓷》则是一幕跌宕的话剧，这是由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决定的。

　　小说写冯婉如这样一个旧军阀的姨太太如何到一个大家庭挣挣扎扎地当续弦，在走入绝境以后活了下来，同时也让这个家庭获得生存的机会，冯婉如最后自杀了。青花瓷也是隐喻：青花瓷有价值，但易碎，有价值的易碎品最后被砸碎、被买卖、被遗弃，成为人物命运的一种象征。在这样一条故事线索下，结出了一串串垂直下挂的葡萄。这篇小说跟“三线工厂”的联系很弱，只在后面部分，继女结婚后，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冯婉如动员女儿、女婿报名支援西南三线工厂。小说的重点不是写工厂，是写一个女人的一生，或一个女人的大半生。从不同层次进行女性形象塑造，可以看出作家生活经验的丰厚。

　　《黄花梨》的线索是“两根擀面杖的出路”。二姐死后，桂芝嫁给当工人的傻姐夫。父亲在两个女儿出嫁时，分别把家里最珍贵的黄花梨桌腿卸下，做了两根擀面杖。最后，一根插在二姐的坟上，一根跟着桂芝回老家。政治、经济地位弱势的桂芝进入工厂后，与两个强势男人发生纠葛，一个是工程师马满意，一个是厂长柳强。在三角关系中，傻丈夫是特殊的背景。这篇小说很复杂，对于“食色性”关系的把握很有意味。

　　《玉玲珑》写到转型时期的三线工厂，工厂转产，工人开始自谋出路。雯丽获知自己被抱养的身世后去寻亲，进入陌生的城市，无意间掉入亲姐姐设置的阴谋。小说借两个玉玲珑比喻姐妹两人的命运：相似的质料，相异的生活。虽然最后姐姐去看妹妹，似有弥补，但这只是作家的美好期许，现实的逻辑应该更加残酷。《紫砂壶》是男性视角，李小毛回去看望父亲，寻找满族身份来源。“没送出去紫砂壶”是线索，贵重的紫砂壶本想作为礼物送给父亲，但没有送出去，放到了母亲的坟前。母亲最终是情感和价值的归宿。母亲在《紫砂壶》里不是着墨点，但价值判断的杠杆在此。

　　任何一种自觉写作都有主张和表达。在张策的审美评价体系里，女性的坚韧、担当、情义、牺牲是着力点。这些女性身上的传统和古典气质，跟题目表示出的传统文化符号一致，代表了作家的美学取向。这些经验当然不是直接经验，而是一种审美想象的经验。作家采用心理现实主义写法，建构了一个独特的空间——三线工厂，在人行描写中放进去自己的生命体验、价值主张。

　　为什么要放在三线工厂这样的背景里写？三线工厂是个特殊的空间，这个空间是一个连根拔起的空间，没有传统滋养的东西。比如说村庄，可能有一千年历史，而三线工厂作为国家战略，是新生环境，人都是连根拔起，从各地迁徙而来。对一个具体的人，这里有流放、流离意味。三线工厂的特殊性，又使其成为独立空间。在这个独立空间，连根拔起的人群来源多样，一个一个的人又勾连起各种文化，延展开的人生和故事便具有了丰富的社会景深。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