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果壳》
《坚果壳》是一本与《儿童法案》非常不同的书，也与您过去二十多年来的作品很不同。您近年来的作品题材跨度虽然很大，从《追日》中的科学到《甜牙》中的间谍，到《儿童法案》中的法律及宗教，但仍然都是关于社会现实的作品。相较之下，《坚果壳》呈现给读者的是完全不同的空间。能否请您谈谈这本书的缘起。
麦克尤恩：对，在过去二十年中，我一直在写现实小说，每本书都要做很多研究，动力之一是我想了解别人的工作。我想知道当一位法官、律师、科学家、神经科医生、心理分析师、间谍等，是怎么回事。而《坚果壳》，我希望从研究中给自己放个假。我也一直想暂时离开现实小说的领域，希望能够回到七十年代我刚刚开始写作时的那种创作上去，那种更广阔、更自由的写作。但这种想法一直藏在我心里，我并没有付诸实施，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愿望而已，一个短暂的野心罢了。
但有一天，我参加一个非常无聊冗长的会议，我的脑子就开小差了。就像《儿童法案》的故事一样，我也突然收到了一个礼物，开篇的第一句话进入了我的脑海：“我头朝下，在一个女人的身体里。”这种礼物对于作家来说，极为难得，而我却连得两个。我真是太幸运了。当时，我能清楚地看到这个句子，就像老式的报纸编辑室里的收发电报的纸带那样。那一刻，我就知道，这将是我的下一本书的第一句话。我觉得半本书已经写好了，虽然我还不知道说话的人是谁，也不知道整个故事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我下一本书的主角，将是一个胎儿。我也知道这本书的结尾，那就是这个孩子的出生。
当时，我也在准备一个演讲，我正在重新阅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我在读蒙田、鲍斯威尔、皮佩斯等人的着作，所以，哈姆雷特的情节就进入了这个胎儿的叙述过程，不知不觉地，《坚果壳》就成了哈姆雷特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哈姆雷特》
所以，有了这个大框架之后，下一步是如何让读者信服这个胎儿确实能做叙述人，之后，我就可以放手写了。这本书中有喜剧的成分，也有严肃的部分，例如对世界的看法。一开始，我得要把准叙述的语气，这点非常重要。我并不只想讲一个哈姆雷特的故事，我的野心更大，我希望子宫里面的那位是莎士比亚。所以，叙述语言必须充满诗意，但又不能陈腐，要有一种俏皮和幽默，要会用明喻暗喻各种技巧。所以，在把玩文字上，写这本书很让我过瘾。我不用出去进行调研，我不用离开我的书桌，就可以写作。
这本书您写了多长时间？
麦克尤恩：差不多一年。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巴黎写成的。
这本书与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纪念日有关系么？
麦克尤恩：我是2014年开始写作此书的，但我一点都没想到2016年莎士比亚四百周年。如果有人问我莎士比亚是哪年去世的，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但我开始写这本书时，确实没在意日期。当然，我写到一半时，大家就开始在说莎士比亚四百周年了，但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本书会多长，我何时能完成这本书。所以，这本书在2016年出版，完全是一个巧合，我虽然很高兴，但并不是我有意为之。
胎儿的妈妈一直在听BBC广播四台以及其他的各类节目，所以，他非常了解时事，他的许多对世界的观点是否代表了您的看法？
麦克尤恩：从某种程度上，确实是这样。但这个胎儿并不是一个人物，他不在这个世界里，他只是快要加入到这个世界里来，这种似是而非的角度很好。所以，他是黑暗中的声音，像一位存在主义角色，他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麦克尤恩签的字
如果他知道当今的世界是英国脱欧，特朗普当了美国总统，他会怎么想？
麦克尤恩：就是，这世界变化有多快！当我开始写《坚果壳》时，还根本没有特朗普或脱欧这回事。当时最大的话题是叙利亚难民危机。我是2016年2、3月间写完这本书的，当时特朗普还只是一个笑话，我也万万没想到脱欧会成为现实。如果我现在写这本书的话，胎儿肯定对世界会有更多的担心，可能他压根就不愿意被生出来，他宁可待在妈妈的肚子里。
说起英国脱离欧盟，公投结果刚刚出来时，我知道您的反应非常强烈。都说悲伤有五个阶段，您现在到哪个阶段了？
麦克尤恩：我还在第一阶段，我还拒绝接受。我的朋友都往前走了，好像都接受现实了，但我还是拒绝承认脱欧真会发生，我还是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我们不会那么傻、那么无能吧。这个周末我要到伦敦的一场反对脱欧的大会上发表演讲。简直不可相信，从文化、经济等各方面来看，脱欧怎么可能给英国带来好处？当然，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讨论一天的话题，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甜牙》、性别和儿子
《甜牙》
您的《赎罪》和《甜牙》中，都用了故事套故事的方法，最后的结局都有一个大反转，能谈谈您的想法么？
麦克尤恩：对，这两本书的结尾确实有一些相似之处。《甜牙》可以说是继续了《赎罪》没有完成的地方。我希望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来探索叙述者反转角色的手法。在《赎罪》中，这种叙述比较简单，最后我们发现全书是叙述者写的。《甜牙》中，这种手法要复杂宏大得多，整本书就是一封求婚信，两位主人公必须进行合作才会有此书，这个合作将是他们一生的付出，是他们的婚姻。整本书其实就是一场爱情的行动，而且，他们必须能经受时间的考验。《甜牙》的最后是一封表白的书信。而且，《甜牙》也是关于转换身份。一个人如何通过另一个人的眼光来看事情，这人得像另一个人一样乘地铁去上班，像另一个人一样在洗手池里洗衣服。这也就是爱情的举动。从大范围来说，创作也就是对世界的爱。我希望能够把一个爱情故事和创作联系起来。书中的两位主人公都是间谍，他们都会说谎，他们都不能算是完全的好人，但是他们相配。撒着撒着谎，他们就爱上了对方。
那么您是怎么通过女性的眼光来看世界的呢？您的小说中有许多女叙述者，常常通过女性的视角来讲故事，您是怎么做到的？
麦克尤恩：我的书里也有许多男性叙述者呀。我的小说中有许多不同的叙述者。经常会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但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半个世界是女性，我想写整个世界。写男人，写女人，写孩子，都同样需要想象力。我很年轻的时候，曾从一个六十九岁的男人的视角来写故事，这和从女人的视角，从孩子的视角来写，都是一样的想象的过程。
男女当然有区别，但有时，人们把这种区别夸大了。 六七十年代时的第二波女权运动，那是革命性的，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就像我刚才说的，以前大人很少和孩子交流，男人也很少和女人交流。例如，我有两个儿子，都二十多岁了，他们有很多女性的朋友，不是女朋友，就是朋友。在他们生活的世界中，性别是不重要的。而当我年轻时，男女还是很隔离的。
对，现在流性人也是很时髦的话题，我不知你是否看到前一阶段我引起的轩然大波。我说了句“你们可以说我保守，但我认为，大多数有男性生殖器的人应该是男人”，哇，我招惹的麻烦，仿佛我否认了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到现在为止，我还不知道我说错了什么。我说的是“大多数”，我又没有说“所有的”。
说起您儿子，能否说说您给儿子的中学作文帮倒忙的那件事？
麦克尤恩：哦，那件事，我可怜的儿子。他高中考试时，选择了英国文学课程，我以前从来没有帮助过他的学习。但这年英国文学课程的学习文本是《爱无可忍》。我看到他的草稿上写着麦克尤恩这，麦克尤恩那的，他的论文是关于叙述者的妻子的。我就对他说，他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问我。所以，他就问了我一系列问题，我做了回答。没想到这篇文章他得了很差的分。
《爱无可忍》
在一次讲演中我说他这篇文章得了D，那次他正好坐在台下。后来他对我说，其实他是得了个C，他说：“爸爸，D可能会让你的故事更好听，但事实上我得的是C。”我就对他说：“抱歉，儿子，但从现在开始，你得的就是个D了，幸亏我还没说是E呢。”
我们把这件事当成笑话来说，其实真正的问题出在他老师的身上。那位老师是一位基督徒，又是位女权主义者，她对那个人物有很特别的看法。书中的叙述者是位极端的基督教徒，那位老师就认为他讲的都是最真实的，认为他的妻子是小说道德的中心，也是真相的叙述者。其实，她完全搞错了，完全没有理解这本小说。所以，她给我儿子一个C。我觉得老师的任务并不是同意或不同意学生的看法，而是应该看学生如何叙述并证明他的观点。我儿子平时总能得A或B，那是我唯一一次帮他，也是他得分最差的一次。
我希望您不介意我问您，您的两个儿子有没有子承父业，成为作家？
麦克尤恩：没有。老大是位很严肃的科学家，他太太是位数学家。可能是因为我大儿媳的影响，《甜牙》中的女主角是一位数学家，不过她是一位不太好的数学家。但在《甜牙》电影中，我把她改写成了一位很好的数学家，算是向我儿媳道歉。老二和他太太开了一家小公关公司，帮助公益机构、戏剧机构、文化机构做公关。
您有去中国的打算么？
麦克尤恩：我听说《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在中国颇为风行。计划明年去。希望能成行。
《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
出租车的到来结束了我的访谈。我取出一堆书请他签名，每本他都会仔细问我该签送给谁，名字怎么写，又随他到他三面都是高大书架的书房里找到他那本儿童小说《梦想家彼得》，他说送我儿子最合适。还有一本黄昱宁送给我的《在切瑟尔海滩上》的中译本，原本是带去准备留给他的，他说还是签还给我更合适。我告诉他小黄今年来过伦敦书展，他说他一般总是尽量避免书展之类，但今年他的好友、巴西作家路易斯·施瓦克斯（Luiz Schwarcs）取得伦敦书展终身成就奖，他也前去助威，又说可惜没与小黄在书展上见面。签过书后，为他拍照，他立即服从指挥坐在对面光线好的沙发上，用我那摞书垫在手肘下面，摆出正宗书模的架势。
伊恩·麦克尤恩
作者、译者给采访者题签
“公务”完成后，他说：“出租车司机可以再等等，误不了你的火车。你一定要看看我的花园。”穿过典型的乡村厨房，出了后门，放眼出去，是一望无际绵延的山谷。明媚的阳光下，花园真是繁花似锦：樱花树、郁金香、玫瑰、修剪整齐的冬青，还有各种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和树。我赞叹花园之美，他说：“你得过来看看这个。”顺着花园的台阶而下，就看到不远处一汪湖水，湖边系着一叶扁舟。他很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创造，原来没有湖，所有的朋友都说你肯定挖不成湖，我证明了他们全是错的。”
他说五年前搬到乡下常住，三年前挖了这个湖，原来他家在伦敦城中心有栋大房子，乡下有座小房子，后来就交换了一下，在乡下有了这栋大房子，伦敦留了个小公寓。现在虽然还经常去伦敦，但这里更是家，“因为书也都在这里”。
确实。藏书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