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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海:金宇澄非虚构作品《回望》,空白间的情意

2017-04-14 15:05:48来源:文艺报     作者:黄德海

   
宇澄的《回望》是关于父母的,却并没有创造性的回忆,相反,有那么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用简笔,多白描,不知者则阙疑。当然,这不是偷懒,而是一种独特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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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宇澄


  宇澄的《回望》是关于父母的,却并没有创造性的回忆,相反,有那么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用简笔,多白描,不知者则阙疑。当然,这不是偷懒,而是一种独特的耐心。


  一次在书店偶然看到,有种出版的古代碑拓,把原碑断残的部分补充上去,印在很漂亮的纸上。陡然见到如此完整的古碑,不觉一怔,细细看下来,便觉得千百年的时光留白,被现代心思与笔触淤塞,失了人世的从容。就如同过去时代的传奇人物,只留下一鳞半爪的记载,让人余想不尽,及至现代人把这点材料敷衍成皇皇巨着,天光里便只剩下累赘的人事。


  金宇澄的《回望》是关于父母的,却并没有创造性的回忆,相反,有那么点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用简笔,多白描,不知者则阙疑。当然,这不是偷懒,而是一种独特的耐心。书中关于父亲的部分,叙述的分叉很多,一面是作者的讲述,一面则是引用笔记、传闻、口述历史、父亲的日记、书信,各部分彼此映照,有时互为说明,有时互为补充,有时又显得互相矛盾。凡此种种,作者皆不刻意补足,而是保留着参差对应,如此,《回望》便牵扯起世间的丝丝缕缕,撬开了命运的诸多幽微之处。


  书中有一细节,看后顿觉惊心动魄。1937年,日军途经黎里镇,却无从驻扎。即便如此,黎里镇“维持会”仍迫于日军压力,决定送几个最无亲眷的尼姑到平望交差——“远远就听到女人哭声,镇里人人晓得,是几个尼姑的声音,一艘菜贩小船要送这几个女人去平望了,哭声越来越响了……天落无穷无尽细雨,小船一路摇,尼姑一路哭,桨声哭声,穿进一座接一座石桥洞,朝镇西面慢慢慢慢开过去……这是啥世界?!”不免让人想到莫泊桑的《羊脂球》,同样的无助无告,同样的怨愤无奈,却因为交代和描写少,只寥寥数笔,反觉比《羊脂球》多了些什么。那浆声伴随的哭声,把无明笼罩的残忍和尼姑的无奈,勾画得异常清晰。


  《回望》写到了女作家关露。关露1932年加入“左联”,同年入党。1939年,潘汉年让其到汪伪机关做策反工作,对外不得对“汉奸”身份有所辩解。1943年,至日本出席“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欲治其“汉奸罪”,组织将其调往解放区,不久即遭“汉奸罪”隔离审查,就此患精神分裂。1955年受潘汉年案株连入狱两年,1967年又被投入秦城监狱,1982年3月平反,同年10月自杀。这段记述,加之1940年代与关露会面的现场,简无再简,于逸笔草草间可睹某种可怕的真实,让人感叹时代的不仁,造化的弄人。


  简短有时可能需要更多的心力,铺陈也需要能量。尼姑和关露命运的罅隙,《回望》的主体部分,即作者父母自少至老的遭际,铺展了开去。全面抗战爆发,父亲进入中共秘密情报系统,自此惊扰不断,并于1942年被日本宪兵逮捕。虽然审讯中表现机警,无变节行为,可随后的岁月里,仍被自己人审讯,最和缓的结论是“被捕后表现消沉”与“极不负责”。母亲呢,过完自己的青葱岁月,仿佛就一步踏入中年,既在时代的风浪里起伏,又因父亲牵连,生活动荡,担惊受怕,需要极其谨慎地注视着社会的变化。


  母亲家境殷实,嫁妆丰厚,待至上世纪50年代,家庭开支困难,却怎么也不动嫁妆的脑筋。后来,好奇的金宇澄问:“为什么不卖掉那箱嫁妆?”母亲睁大眼睛说:“这怎么可以?根本不可能的,是想都不会想的事!”紧接着,作者有节制地发了一点议论:“时代过去了,这种激烈表达,已少人能懂,卖出去金银细软,当年必得提供详尽户籍资料和单位证明……这些特殊细部背景,非常容易风化,非常容易被遗忘。”就像人并非生来是一张白纸,人也永远不可能穿行在无障碍的时空之中。时代的禁忌、空间的悬隔,虽多是人造的森严律令,却也是世间的常态,人要在这残酷与冷峻中辗转腾挪,因此人间原就是崎岖起伏的模样,容不得臆想中那样直线式狼奔豸突。


  作者父亲1947年的一封旧信里,讲过自己当时的情绪状况,抱怨了社会现状,忽然笔锋一转,就提到了沈从文——在他本书中常见的平静语气里,足以称得上疾言厉色:“以写文章的人来说,则莫如沈从文之流变得下流而可怜,当他混在穷人堆里的时候,他的文章还有些火药气,可是后来他有了洋房,混在一群没有背脊骨的教授们中,他竟把描写女性来消遣笔信,甚至用了他的脑汁大量描写女人的生殖器,细腻之至。从这件事上看沈从文依然姓沈,写文章依然写文章,似乎没有变,可是他的文章内容变了,人无耻了——为了什么,因为他发挥了人类的‘擅忘’和‘擅醉’的长处,压根儿忘记了他过去是一个什么人,是这一个缘故,他把自己醉在洋房和沙发中,似乎洋房和沙发命令他要沉醉一样,这是非常自然的。”50年后重见这封信,金父已遗忘了写信的事,惟对“猛烈批评沈从文这一点”,记忆犹新。1997年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写信人会因这“记忆犹新”,想起些什么呢,是被批评者此后在艰难时世里的作为吗?是觉察到知人论世的一言难尽吗?是写信时已经缓缓渗透出来的新时代气息吗?是对自己性格和骨气屡经颠沛仍未丧失的一丝满意吗?


  “一个人要抬多少次头才看清天空?/一个人要长多少耳朵才听见人们哭泣?/要死多少人才会知道太多人已死去?/我的朋友,答案在随风飘荡。/答案在随风飘荡。”1967年,15岁的作者问48岁的父亲:“当年他为什么不做工,不做码头工人,不到炼钢厂做学徒,或者拉黄包车?如果这样,我家肯定不会多次被抄,就是安稳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成分了……”那天早晨,父亲穿着带补丁的中山装,戴上袖套,准备出门去打扫厕所。听完作者的问话,他定然看看作者,长久沉默后说:“我读的书还是少,爸爸的局限性……”2010年,这个当年觉得自己读书少的老人,写了如下笔记:“如今暮年默想,方知读书的难处,人生短暂,读不完那么多书,何况,书未必有真理。”时间过得真快,眨眼就是四五十年,这个在不同时代里翻滚过的老人,又有对自己的经历寡言的习惯,他内心想的究竟是什么呢?


  在作者看来,父母那一代“祸患踵至,幽明互映,是这代人‘不胜扼腕’运命的寻常……”那些平常或不平常的人间事,那些普通或不普通人的喜怒哀惧如积藓残碑,在漫漶中绵延出命运线索,草蛇灰线,却也不绝如缕,空白间渗透着说者与听者的情意。有了这辗转代际,甚至是更多人能读出来的情义,即便是身历劫难,欲说还休,仍可以有人世的临风起兴,如书中父亲写的那样:“初夏的风,吹进了我的窗子,竹帘洒下淡淡的阳光,我搁笔沉默。”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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