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钟集》张直心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他是一个思想深刻独到的学者，执守学院派的立场，却又摈弃了学院派研究的迂腐气，惯以诗哲交融的风格言说。在那别致典雅而又自由随性的文字中，似可捕捉到其内心的不羁与追求。

　　《晚钟集》收录了张直心近三十年来公开发表的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部分论文及评论。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舒放的笔调轻轻拂开遮蔽在既定话语模式下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诸多盲点，继而形成了自己特定的言说模式和逻辑。

　　学术研究最难的恐怕不是鲜有前人研究的成果借鉴，而是难以摆脱既有观念的羁绊。人们每每用流行的方式去窥见历史的存在，因而容易人云亦云。而张直心的研究之所以能够有所突破，首先是基于他沉静的研究心态和方式，紧抓住思想、文本和史实三个维度。在这三个维度中，难得的是他能够沉潜于原着和原始资料中，凭借自己独特的感受力和审美视角，开掘出新发现。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原有的研究，虽不无敏感地发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但因为思维方式的简化，而往往将它们纳入一种貌似有序的既定图式中，冲脱这一桎梏便是作者前行的明灯。

　　不管是对鲁迅《在酒楼上》的新读，还是对艾芜《南行记续篇》的重读，作者都着力于通过文本的罅隙，烛照诗魂，或参透作品复杂多元的情节结构、叙事策略、表达方式以及生命观念；通过还原历史的真实，来呈现作品的暗藏含义。那些被人忽视却又值得注意的地方，恰是作者浓墨之处。例如在十七年文学中，革命话语屏蔽了爱情创作，而作者在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中却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十七年文学中，表现少数民族爱情生活的作品占了可观的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其潜在的对现实爱情禁忌的质疑，为原乡小说的裂变与重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这种重读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辨异。正如作者在《相映成趣的审美意蕴》一文中提到：“鉴于多年来对云南民族风情小说独特的审美意蕴鲜有研究，其个性往往混同于风俗画小说的共性，故本文感兴趣的不是认同，而是辨异。”窃以为，此“辨异”乃批评的利器。“异”主要有两个层面的意思，首先是在文本研究中找出前人未提及的相异之处，其次是就同一问题提出与他人相异的观点。这两方面，在张直心的研究中均有体现。汪曾祺的风俗画小说在言语体式、审美情趣等方面均表现了鲜明的特点，为人称道。而张直心看到的却是这种“文化过熟”形成的审美定势，让人耳目一新。

　　辨异即分辨其同参照物之异，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比较视野下的研究。而张直心的研究多能够触及本源，缘于其比较视野的广度与深度。不论是《〈狂人日记〉：鲁迅与托尔斯泰同名小说互阐》还是《云南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不论是鲁迅研究还是民族文学研究，在其笔下都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利用充分的史料佐证去探寻根源，在跨越民族和文化的宽广视野下，追溯研究的源流。

　　张直心学术研究的另一大特点便是糅合文化内涵与形式韵味的审视。他反复强调：文体并非纯粹的形式，乃是沉积着思想的“有意味的形式”。他充分关注文体这一折射思想的载体，在挖掘作品中所潜藏的文化无意识的同时，关注意蕴的审美形式和艺术表现手段，将内容与形式紧密结合。我尤其欣赏的是《论鲁迅对〈二心集〉型批评文体的反拨》一文，作者重新审视《二心集》型批评文体，以此为对照，对鲁迅晚年批评文体的“血书化”、非体系、诗性含混进行了深入研究。过去的研究者总是赞叹《二心集》型话语形式的理论化、体系化、逻辑明快诸特征，认为是鲁迅文体“难以逾越的高峰”，而张直心则沉潜文本，脱离桎梏，关注到了其不容置疑的语气背后必然论和命定论的痕迹，以及压倒一切的磅礴气势背后非此即彼的机械的思维格式。文人常叹，人到中年，文气衰竭，而作者却读出了鲁迅淳厚苍劲的文字背后生命激情的喷涌，由此理解了鲁迅晚年反抗绝望的生命姿态。《二心集》时期后，鲁迅话语形式的转换一度成为研究的盲点，张直心的反拨在鲁迅晚年文艺思想的研究上因此取得了较大的突破。

　　《从诗化青春到散文人生》一文也新意迭现，作者将研究视阈聚焦于浙一师文人群的文体变化，指出：一师文人群风格别具“清幽”的共性，除却先天禀赋还有散文精神的后天熏陶。继之以“气”理之，用“火气”、“清气”与“和气”概括了一师文人从“诗化”到“散文化”的文体转变。这种转变的原因与当时的政治密切相关，给予了个人文体书写的空间。同时，走过青春盛气步入中年的文人们，也有意无意地选择了散文这一安身立命的艺术载体，借此“使心情有所寄托，使时间有所消磨，使烦激的漩涡得以暂时平恬”。从散文这一文体特定的形式、节奏、格调来说，也无不影响着文人们的性格修炼和感情沉淀。张直心认为：“对于他们而言，散文书写显然已不止是体现一种文体风格而已，更衍生为表征一种不疾不徐的生存姿态，标举着一种智情合致的思维范式，一种清明平和的精神气质。 ”

　　张直心对作家文体的倍加关注使得其自身也在批评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文体的自觉。在这三十年中，其很多品质如学院派研究的严谨姿态从未改变，但行文风格却有了一定的变化。从其早期的严谨中略显拘谨，到中期的难言与言说的紧张，直至达臻独特的诗哲融会、智情合致的表达方式。他在文字之间寻求张弛之度，亦在学理之下探求诗性体验，形成了更具“血肉性”的学术研究风格。

　　不管是创作还是学术研究，都应该拥有个体独一无二的生命哲学，渗透文字，滋养内心。《晚钟集》舒放而深远的格调，正如悠扬的晚钟，余音绕梁。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