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陈晓明：逃逸与救世的现代史难题
张炜无疑是当代中国作家中最为重视精神气质的作家，多年来，他以诗人般的浪漫气质和思想者式的执著叩问，去追寻当代的思想难题，企图穿越当代文化困境。2011年他出版十卷本的《你在高原》，荦荦大者，如此宏阔复杂、登高望远，气度不凡，无论多么不客观的评价，最终都不能撼动其在小说艺术和思想达到的高度。在完成了这样一部近乎具有自我总结、自我观照意义的作品，并且抵达了小说高原之后，张炜将再进行怎样的艺术搏击？他是否有能力实现新的艺术超越？翻越“高原”之后，张炜还会为我们呈现怎样的文学风景？这想必是研究者们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张炜这样一位有40年创作经验的“老”作家需要面对的挑战。
整整六年了，这期间，张炜或闭门读书，或思考，或偶尔讲演，我们想象他又在潜心磨砺。果不其然，长篇小说《独药师》以神秘但不怪异、奇特但不乖张的气质气息走进2016年的中国文坛，给人以极大的欣喜。小说叙述从容优雅，舒缓自然，表现出控制力的成熟老到，艺术分寸的拿捏打磨、人物的精雕细刻、语句的漂亮纯净，可谓炉火纯青矣！与《你在高原》偏向现实题材不同，《独药师》蓦然回首，寻觅印证一段历史传奇，把自我的生命意识融入中国现代史，透过个体内心的主观体验，思索对于中国这个民族进入现代的选择方案，救世良方和拯救个人灵魂的妙药究竟是什么？这妙药来自古旧民族传统的遗产还是外来的迥异的现代文化？在传统社会向现代剧烈转折的历史关节点上，现代自觉的意义究竟如何？究竟逃逸还是救世？何去何从？对于民族是存亡的问题，对于个人是生死的难题。小说聚焦于个体生命的内省意识，层层推进，步步紧逼，与今天的我们是如此靠近，与今天的时代是如此一脉相承。这就是我们应该重视《独药师》的理由。
一、潜对话：从俄罗斯文学到当代欧美文学
张炜深受苏俄文学影响，这体现在他经常发表的关于文学的见解，关于创作的讨论的言论中，更主要的是体现在他的作品中的那种宽广、高远、大气、苍茫的境界中，尤其是他的那种悠长的抒情意味，这是俄苏文学给予他的精神滋养才有的底气。实际上，自从中国现代文学更激烈地向左翼思想挺进，俄苏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就成为主要的审美资源。在中国激进现代性走向极端的年代，俄苏文学的影响力日益彰显，直至物极必反。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欧美文学得以进入中国，对中国作家几乎突然间打开另一扇大门，各种影响或强或弱，或隐或显，都在激发着中国作家开创自己的创作路径。现代派，更具体地就文学流派来说，荒诞派、意识流、黑色幽默、象征主义、虚无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不一而足；就作家来说，伍尔芙、卡夫卡、福克纳、普鲁斯特、川端康成、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每个作家身后似乎都站着一位现代派大师。但是张炜显得有些于众不同，1986年，30岁的他出版《古船》，那是传统现实主义手法打造的厚重的大木船，行驶在故乡的河流上。这手法依然还可以看到俄苏文学的鲜明影响。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普希金、肖洛霍夫、屠格涅夫……这都是张炜内心的文学大师，他时时在和他们对话。整个八九十年代，文坛时兴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张炜似乎都不为其所动，他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与自己心目中的大师对话，修炼自己的文学才华。从80年代直至90年代，乃至于到21世纪初最近十多年，中国文学一直在追逐世界文学的优秀成果，这无疑有其可喜之处，其取得的成效是毋庸置疑的。文学界似乎再也不关注俄苏文学，不用说当代俄罗斯文学，就是曾经那种深度影响、乃至于掌控了中国作家的俄苏文学的观念和创作方法——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已经完全远离了人们的记忆，似乎中国当代文学与此无关。除了少数评论家把它作为一个尺度、标准来规训一下作家，曾经的俄苏传统并不在场。张炜或许是少数几个没有丢弃俄苏传统的作家中最为贴近俄苏传统的作家，我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文本里，可以看到张炜对俄罗斯文学一如既往的全力称道。他多次公开表达对托尔斯泰笔下文学世界的痴迷和沉醉，毫不掩饰自己从中汲取的精神力量和艺术启发，他始终以他的辽阔和对宏大叙事的眷恋表达对俄苏文学的致敬。《你在高原》十卷本无疑就是张炜对俄苏文学了然于心终于自成一体的集大成者。《你在高原》之后，张炜站立于中国文学的高原之上，他极目远望，当然可以看到更加宽阔多样的风景。
一方面，是张炜的创作手法更加多样；另一方面，他还保持着对俄苏文学的敬意。在《独药师》的读者见面会上，他以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哥萨克》为例讲述深度阅读的沉醉体验：“读完之后在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脑子里一直徘徊着这本书的内容、它的意境和场景。”“这等于是被托尔斯泰死死地‘按住’了两个月不能动弹——精神和思想被‘按住’了。具有这种强大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大师手笔，一些现代作家缺乏这种巨大的精神控制力。”（1）《哥萨克》是托尔斯泰早期的一篇诗化抒情小说，其对生命自然性的诗意叩问，对永恒救赎的苦苦追寻创造了托尔斯泰极具个人性风格的开始。张炜的大部分作品如《九月寓言》《刺猬歌》等无疑浸染着托尔斯泰式的精神氛围和艺术气质，包括对自然与生命一体的酣畅讴歌、对个体成长的矛盾性和人类整体命运的悲剧性的切肤体察，皆可视为艺术时空里的遥远致敬和美妙对话。
有意味的是在“影响的焦虑”下，作家之间的潜对话还可能呈现为既敬又“畏”、既对话又对抗的微妙关系。这方面著名的例子是莫言对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先迎后拒的有趣态度，他盛赞二人的大家气度和精神高度，称《百年孤独》和《喧嚣与骚动》是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作品，但又急急宣称要逃离“这两个灼热的高炉，去开辟自己的世界”，“否则永远不能具有自己的特色”。（2）同是山东作家的张炜和莫言，对文学影响的接受分野十分明显：一个强调继承，维护文学艺术的根底与共性；一个强调创新，偏向文学艺术的变化与个性。两种选择虽如劳燕分飞，但各有自己的长远目标。实际上，他们的文学创作既彰显了影响与对话的积极向度，又说明二人绝非一成不变地继承或者唯求创新，推陈出新作为影响与对话的一体两面，是他们走得更远更坚实的保障。
《独药师》值得关注的地方，恰是其中的潜在对话发生了转向，张炜从对以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俄罗斯文学的服膺转向了更为注重欧美当代的文学经验。这部作品令人想到帕慕克的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红》，这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描写东、西方画家之间的某种关系，集中表现文明的转型与塌陷的困境；而张炜选择从中、西医的角度创作，也是要表现这样的特殊时期，小说中称之为“乱世”。两部作品的艺术视野和历史关怀十分相似。西方文学史上很多大作家都以不同形式用过这种方式，包括尤利西斯和奥德赛的故事，都存在某种对话关系。他们都能在一个文明塌陷的转折点上来理解民族的心灵，写出一种历史的存在。另外，《独药师》在精神层面上和心理层面上的叙述，是智性写作和心理写作相融合的一种方式。能够在这两个层面进行高难度的叙述，今天中国的小说并不多见。我们的小说常常是贴着事走，总是在大历史的边缘进行叙述，能写得很“实”，却无法写得很“虚”。这部作品难能可贵地做到了叙述上的虚实相交，而且整个虚实带动的是整个精神和心理的层面。把季家少爷季昨非一直放在心理层面来定位，这也是小说的难度体现。这个小说不需要写得很长，但能够在心理叙述写得这么长，足见功力与火候。此处亦可触摸到张炜多年受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精神与心理刻画的影响所留下的深深辙迹，使他能在中国文坛保持一种高辨识度的厚重精神底色。
《独药师》是可以跟世界文学的优秀经验直接对话的作品，包括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比较起来，帕慕克笔下的历史处理得“虚”，更注重一种关于历史的想象。从某种意义来说，虚中之“实”是比较难把握的，“实”当然更靠近中国文学的传统。其实中、西医在此处可以理解为一个象征。在19、20世纪农业文明衰败的转折点看中国农业文明，这一伟大的农业文明遭遇到最后致命的冲击，不管是张炜的《古船》，或是贾平凹、陈忠实、阿来以及苏童的一些作品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是今天中国一个大的“神话叙事”。在这个大的“点”上，张炜的这个“点”选得尤为好，能把大的社会历史背景写得具体细致，他抓住“独药师”这个点，将中医与西医、革命与养生、现代中国社会的激变等等矛盾交合碰撞于一起，非常独特。这无疑是他的一种发现和创造。
他在小说叙事上的节制、控制和时间感，充分显示出与当代欧美文学对话的兴趣。小说主体部分叙述时间如此密集地向前推进。有一个情节，主人公季昨非把自己关到阁楼里禁欲苦修，关了三年来重塑“新我”，小说用了不到两千字，人物便一下子到了29岁，数年的时间一晃而过。而此前的时间是非常细的，小刻度的一点点推进，包括和朱兰的情爱过程也好、在小白花胡同缠绵逗留也好，乃至和邱琪芝的每一次对话，都是包括了每一个时间点的体验。这种时间的处理方法，是博尔赫斯的小说里常见的。中国的长篇小说大都是一个一个的事件性来写，所以张炜在《独药师》中带有明显西方文学的当代经验特点的处理手法，对他个人叙事风格的新变和对中国长篇小说的叙事新质而言，都显得十分宝贵和富于启发性。
二、“信史”的当代策略：个人史的重构
《独药师》鲜明的历史旨趣超过了张炜之前所有的作品，他之前作品的现实向度大于历史向度。这部作品其对历史之谜、历史之疾的透彻挖掘和探究，都使这部长篇小说因蒙上历史的云雾烟尘而显得格外厚重，这是张炜在历史叙事上的第一次有益尝试。第一次将笔触伸向中国现代史的张炜，显然不打算简陋地讲述历史。他既得用历史事件，也保持历史视点和反思性的态度，而立足于当下的情境显然是内隐的历史寓言。这并非是在一厢情愿地揣测作者张炜的小说叙事诗学，只要仔细考察一下《独药师》的叙事结构和叙述角度就可得出确凿的结论。
初次尝试历史叙事的张炜，显然是有备而来。据他介绍说，这部作品写了两年，但准备资料、酝酿发酵的过程却有20年之久。（3）小说故事及背景是建立在历史事实基础上的，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有历史原型，如徐竟的原型是革命家徐静心，同盟会创始人之一，40岁便被袁世凯杀害。张炜自称《独药师》是“大实大虚”之作，“在我所有的虚构作品里，可能这一部最贴近历史的原貌和现实。”（4）那么如何贴近历史？又如何获得虚构叙事的魅力？这集中表现在历史事实的处理上，他选择了个人史（小说主体部分共15章）与见证史（小说附录：“管家手记”）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的结构。两个叙述者——主人公季昨非和次要人物季府管家肖耘雨，分别站在各自的观察角度完成对所亲见历史事件的讲述。季昨非的个人史讲述主观色彩十分浓郁，把个人心史和社会变迁史、小历史和大历史熔铸杂糅在一起，具体表现为个人成长事件（养生、情爱、心路、人格发育等）与现代社会变革事件（革命、中西医、洋车火铳等）的冲突碰撞式书写，所触及的心灵深度与社会幅宽几成正比。更进一步地，个人成长史时间与社会历史时间便常常在某个具体的“点”上结合起来，传达历史参与建构个人成长、个人成长离不开历史塑形的判断。恰如巴赫金在《小说理论》中所写：“人的成长带有另一种性质。这已不是他的私事。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的……人在历史中成长这种成分几乎存在于一切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因而，凡是出色地把握了真实的历史时间的地方，都存在着这种成分。”（5）那么，季昨非在继续养生大业还是援助革命、在逃逸与救世之间进退两难的抉择，使他的个人成长史成为一部与社会历史同振的传奇。事实上，只有大时代才会铸就传奇，小时代充其量能提供故事。而传奇中最有神秘神奇色彩的是季府祖先们的“仙化”，小说里称之为“生命的传奇”（6）。这是《独药师》历史书写的特别之处，仙人、仙化等奇人异事自由出没穿插在信史之中，张炜任性地发挥了浪漫灵动的艺术奇想，任性地挥洒小说家“稗官野史”和“异史氏曰”式的古典智慧与机警。
虽然在叙事结构上仅仅作为“附录”出现的“管家手记”，不过约两千字的篇幅，却不可小觑其中彰显出来的历史意趣和抱负。以管家的身份来记录围绕季府风云展开的历史大事，使历史叙事更具有史实性的特征，大历史与个人记忆又再度重合。从该手记的叙述语言和叙述腔调来看，张炜力求完成历史现场的某种还原。叙述语言上文白相间，符合中国现代史起源期的语言特征；叙述腔调上又多客观冷静，但并不失见证者的情感温度。其历史叙事的主线与前面主体部分的个人史主线明显不同——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伟业进程为史实依据，以由此展开的半岛地区的革命活动为述史脉络，季府参与、援助革命的种种活动为鲜活史实副线，有始有终，有因有果，叙史要素完备。如果说主体部分给出了一部逃逸与救世相矛盾的现代人心灵史，那么附录部分呈现了一部激烈迅猛的现代革命史。
小说主体部分第四章季昨非讲述道：“我不知道他那部续写的‘手记’中，新的季府老爷会是怎样一副荒唐的面孔。他的那些文字从不示人，因为不仅仅关涉到季府。”（7）这不仅为后面“手记”的正式出现埋下了伏笔，而且也透露了在第一人称讲述的历史中，隐含着某种叙述的不自信。一部关于乱世的大历史，仅仅由季昨非来讲述，确乎显得不像一部真正的“信史”。有意思的是，季昨非所担心的自我形象问题在“手记”中没有出现，管家肖耘雨对其丰富错乱的恋爱史未述一字，只记录了他与最终成为季府女主人的陶文贝的恋情和婚姻，可谓维护了独药师第六代传人的面子和尊严。足见管家手记的正史正典笔法，削去历史主干的枝杈蔓菁，尤其是那些不符合历史意志的野史艳史。而且，“管家手记”中的主人公不再是季昨非，而换成了他的义兄徐竟。季昨非曾揣度管家的另一层身份应是与革命党的头面人物有某种秘密联系的革命潜伏者。看来管家手记的讲述内容是由管家的双重身份决定的。可见张炜在叙事逻辑和述史逻辑上都讲求可靠绵密，不留下罅隙或漏洞。作为季府老爷季践的义子，徐竟是一位有写《长生指要》豪志的激进革命家，“手记”以他在半岛地区的革命活动为主要内容，次要内容是季府参与支持革命的秘密活动以及季昨非继承养生大业的大致发展。这样，小说主体部分与附录部分在历史叙事上构成互补互证的关系，前者采用第一人称主观叙述，后者采用第三人称客观叙述，都是有限制叙述视角，那些受视角限制无法在主体部分展开的革命活动的种种情节细节出现在附录部分就自然而然了。
小说叙述结构的第一部分是“楔子”，放在主体部分之前，很明显采用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结构的处理手法，作用在于补充、说明正文。“楔子”里的叙述者“我”，身份是档案管理员，一个比一般人更容易接近历史的人。“我”在一家档案馆的库房偶然发现了一份神秘案卷：独药师季昨非的自传文稿。因为原稿文法古旧，读之艰涩，“我”只好从头译写和整理，这便有了小说主体部分共十五章的季昨非自述。就像《你在高原》中的地质考察员是大地、自然与生命的守望者一样，《独药师》里出现的档案管理员亦是历史本真、历史真实的见证者。张炜的小说人物谱系十分独特，地质考察员和档案管理员不过是喧嚣尘上的物质主义时代寂寞而边缘的职业，却被作家追加点燃了精神担当、历史使命的特殊身份意义。从“楔子”（档案管理员发现、重译文稿）到主体部分和附录的“管家手记”，中国现代史的起源期得以多角度、多面向的讲述构筑。这不妨可以视为一部追求史心史识的“信史”写作之当代策略，个人史与见证史交织，小历史与大历史互证，拂去历史烟尘，探究历史的诸种矛盾悖论，凝神驻足之处便能倾听历史深处的长歌当哭。
三、如何进入现代：传统伦理与现代自我的矛盾
在朴素历史观与艺术辩证法的作用下，作家张炜需要直接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想象历史中的人？想象历史与人的关系？就《独药师》所指涉的特定历史时期而言，这个问题便转化成如下一系列的追问：在文明垮塌与转型时期的中国人究竟如何进入现代、建构起现代自我呢？怎样在小说中展现他们遭逢的种种矛盾与悖论，以及其中的宿命或者偶然？还有那人心深处的恋歌与哀歌又将怎样传达呢？张炜直面了这一系列难题，小说字里行间皆可触到他灼热有力的精神脉动，他诗人般浅吟低唱的深沉喉音。
小说选择的主人公第六代独药师季昨非，身份独特，所勾连起的社会文化场域极为复杂，是百年中国文学人物画廊中前所未有的“这一个”。张炜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的寓意无疑深远。通过季昨非的个体成长，传统伦理与现代自我意识之间的相互纠葛、艰难转换得以显豁昭示。季昨非成长的起点，也是小说主体部分故事的起点，他在家族的宿敌、民间养生家邱琪芝指导下练习养生术。原本中国传统伦理的话语系统里早准备好了“认贼作父”、“数典忘祖”等等耳提面命的道德鞭笞，都足以让季昨非这个季府养生大业继承人羞愧难当；但他竟然似乎忘记自己是谁，不仅从情感上依赖，而且在义理上也仰服邱琪芝，甚至他的性启蒙都是由这个父亲的仇人来帮助完成的。这一人物伦理关系的设计，很能说明小说一上来就把对了历史的脉、文化的脉，中国现代史的起源期，伦理重建、自我寻找就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和原点。失父与寻父，一个无比意味深长的安排。旧的伦理秩序被挑战，新的现代自我亟待确立。张炜没有简单化地处理问题，在追求、彷徨、幻灭、新生的自我寻找的道路上，季昨非对邱琪芝的情感认知过程纠结曲折：导师/阴谋家？精神之父/季府死敌？邱琪芝这些相互矛盾对立的镜像身份常常在季昨非的脑海里来回犹疑，无法确定，行动上他也是追随、厌恶、逃离、拒斥与贴近几经折腾，足见内心挣扎痛苦程度之深。按照传统伦理的规训，季昨非自觉背负起了父亲离世前交付的独药师继承人身份，应该很清楚必须远离和始终警惕被父亲视为季府死敌的邱琪芝，但他却自愿接受邱琪芝的养生训练和指导，开始怀疑父亲的人生之路，对季府祖辈留下的气息周流学说与丹丸都失去了绝对的信服。这显然是现代知识理性催化下的重新选择，他接纳邱琪芝，意味着服膺新的养生义理，在“家族宿敌”与“幽深学问底部”之间选择了后者，由此尝试改造祖传的养生理念，现代自我意识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激发和充盈。
有必要返观一下邱琪芝。他对季昨非的种种苦心栽培和精心训练，目的重大，要与季府继承人一起用中国传统养生术及医术对抗刚刚进入半岛地区的西医院——麒麟医院。拒斥西医、维护传统，在他看来是高于一切的伦理，这使他把曾经事业上的强大对手季府当作合作伙伴，不惜费时费力来指导敌人的儿子迅速成长。不过季昨非对西医并不像他一样绝然反对，逐渐接受了西医的一些方法和手段。在告别传统进入现代的过程中，或许可以说，后颈上垂着“马尾巴”的邱琪芝象征传统的被迫退场，他因中了火铳（外来的、现代性的器物），又坚拒西医，养生大业未竟而终；季昨非则象征现代开始的一种较为合理体面的方式，怀揣古代的瑰宝——养生术精髓，保持着传统的体温、呼吸和心跳，以不卑不亢的姿态进入现代，因为这里有自由、有创造、有自我的生成。
《独药师》多维度地探讨了中国如何在情感和理性意识的意义上进入现代。小说人物不同程度地卷入革命，这是现代个体生命觉醒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也是进入现代的重要方式。汉娜·阿伦特认为：“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意味着社会的根本性变化”，（8）“创新性、开端和暴力这一切因素”都与现代革命概念息息相关。（9）
革命预约给现代人一个理想社会的全新图景和方案，但革命又隐含着不可避免的危险因素，比如暴力。《独药师》洞察透视出现代人在养生还是革命、逃逸还是救世的问题上深陷的矛盾焦虑，众多人物发生了立场上的冲突碰撞。季昨非、邱祺芝代表养生（逃逸）派，徐竟、顾先生、王保鹤等代表革命（救世）派。季昨非与邱祺芝的养生观有严重分歧，邱祺芝完全拒斥反对革命，认为革命中暴力的血腥与养生的仁慈水火不容，最终走向独善其身的逃逸。季昨非既倾尽心力维护养生传统，又和父辈一样暗中同情资助革命，他有一颗救世的仁者之心，认同革命改变社会现实的合理性，但始终反对兄长徐竟提倡的暴力革命、流血革命。革命派中亦有分歧，徐竟倾向激进革命，盛赞革命之力的迅疾，相信暴力革命能彻底颠覆腐朽社会。汉娜·阿伦特指出必然性与暴力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高度强制性的伟大力量受到顶礼膜拜，用卢梭的话来说，它确实会‘强迫人们自由’”。（10）显然暴力革命带来的强迫自由与真正的自由之间应该还有距离，小说多次给出流血牺牲与血腥镇压的残酷画面，意在促发反思。另外一位革命家王保鹤先生青睐用以国学为主的“新学”教化代替暴力革命，认为革命代替不了教化。可惜这种救世先要立人，立人先需启蒙的教化观被暴风骤雨式的革命大潮淹没了。
四、乱世之爱：欲望觉醒的现代悖论
情爱线索的融入使作品中现代个体生命的觉醒有了更丰富饱满的展演。季昨非的情爱史占了整部小说较大的叙事篇幅，相比养生、革命等其他情节的安排设计，情爱叙事是《独药师》中最闪耀着生命光芒、最诗意饱满的部分，或者说是写得最收放自如的部分。透过乱世之爱的不同面相，张炜意欲探索求证现代人生命觉醒和自我寻找的艰难历程。
身体欲望的开启、释放和规训赋予乱世之爱一副狂热又痛苦的面相。欲望觉醒是生命本真的召唤，亦是重新定义现代自我的重要标尺，但乱世中养生义理和革命理性都无法给身体欲望的释放以太多的承诺或者合法性，欲望的觉醒与规训之间的悖论构成主人公季昨非情爱史的一条主线。在导师邱琪芝看来，季昨非身体欲望的觉醒不过是需要迈过去的“一道坎儿”，“到了一丝欲念都不存时，你这一道大坎就算迈过去了。”（11）他遵循养生义理，既然无法躲避“欲念的魔鬼”，那么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正面强攻——采用对个体而言近乎冷酷的狠招，安排厚唇浑眼、力大无比的厨娘“鹦鹉嘴”夺去季昨非的童贞，强迫侮辱式的性启蒙成了欲望开启的第一步。事与愿违的是，季昨非的欲望之门打开后，“一种无法摆脱的魔力”控制了他，邱琪芝旋即派出一个真正的尤物美物——刺绣女工白菊，使他无限沉迷于美好肉感的女性身体，欲望由此得到极大释放。如此以毒攻毒的绝招，恰如邱琪芝所说“重症必得重剂”，（12）他在临死前终于道出此招的狠毒，这是连他自己都不敢尝试的“修持方法”，却让季昨非糊里糊涂地掉进欲望陷阱，开始了与欲望带来的沉醉感、羞耻感和愧疚感的纠缠斗争。
书中多处暗示“鹦鹉嘴”应是邱琪芝的性伴侣，但绝非情爱对象，传统养生家拒绝动情动心去爱女人，这也是邱琪芝与季昨非的父亲、第五代独药师季践的根本差别。在邱看来，季践早逝而令养生大业蒙辱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太爱女人了。季昨非身上流淌着父亲的血液，也继承了父亲浪漫多情的气质，既痴恋上闯入自己生命中的大眼美人白菊，也迷恋着家中美丽贤淑的女佣朱兰，与两位女子都有切肤之亲、狂热性爱。季昨非对身体欲望的美好体认逐渐被沉重的羞耻感愧疚感所代替，他为自己陷入欲望沉沦无法自拔而焦躁绝望，欲望猛兽的左突右撞耗尽他的心神体力，养生大业几乎无法进行了。如何完成自救或他救？张炜为他的人物安排怎样的出路？这是小说非常重要的一环。文明转型时期现代性的方案设计中欲望不仅应该获得合法性地位，而且个体通过欲望的初步觉醒来争取属己的自我权力和生命自由。
《独药师》既发现了欲望觉醒的现代性意义，又警觉过度纵欲的可怕后果。张炜为主人公设计了狠招，季昨非自闭禁欲“一年零八十九天”完成宝贵的自救，从欲望沉沦走向追求身心一体的健康欲望。不可忽视，两位特殊的女性是他最终完成自救的重要帮助者启发者——朱兰和陶文贝。她们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宗教的虔敬者，一个信仰佛教，一个笃信上帝。在倾慕的恋人陶文贝那里，季昨非获得了关于“忏悔”的当头棒喝，他颖悟到必须进入一个“认罪和悔罪”（13）的沉重时刻，才能对自己淫邪荒唐的过去进行精神上的彻底清算。朱兰在他自闭三年多的光阴里，坚持夜读佛经苦修，他用刚刚学到的忏悔的宗教视角理解了这位持戒的女居士，“用无尽的仁慈赎着罪孽”，无言地给予他精神的援助。两位女性带来的神性光亮，使季昨非自我成长之路有了更清晰的方向。他没有走向朱兰所持的禁欲主义，也无意追求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他寻找到了健康合理的性爱方式，即灵与肉相结合的现代情爱，这便是与陶文贝的结合。二人的性爱建立在相互激赏的灵的意义上，虽然过程十分曲折，季昨非苦苦追求才修得爱情正果，但丝毫不影响这份爱的品质。
小说还揭示了革命理性与情爱欲望之间的悖论。革命家徐竟和他的得力助手金水在革命理性的规训下“谁都不爱”，个体向革命交出了身体的管理权，因为革命必须暂时征用革命者的身体，直到革命成功。季昨非目睹了这一切，更加深刻地体悟到乱世中爱的珍贵稀有，这位季府老爷最终为了保有真爱而离开半岛北上追随心爱的妻子。无疑，爱的礼赞就是生命的礼赞，爱的自由就是生命的自由。显然，张炜在这里试图探究现代中国自我启蒙觉醒的发生学。
五、养生：传统文化及当代寓言性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写道：“西方经典的全部意义在于使人善用自己的孤独，这一孤独最终形式是一个人和自己的死亡相遇。”（14）从这一角度看，《独药师》有着与西方优秀文学作品对话的自信和从容。逃逸与救世的现代史难题在小说中归结到一个基本层面，即自我的成长。是在传统的血脉中成为永生者，成为传统永生的守护者，还是在激进革命、现代裂变以及身体欲望的无限展开中成就为时代英雄？季昨非如同一个历史与现时合谋的孤儿，他与哈姆莱特一样，父亲的幽灵时时在场，时时发出命令，但他却被现时的感觉带着走。或许说现时的任务如此紧迫，他却一再延搁。他的自我修葺、自我拯救更像是逃逸。生存别无选择，生命只能有一次，这就是存在的难题。独药师继承人的身份逼迫他早早直面死亡的意义。父亲季践在生命终结前留下一句话：“死是一件荒谬的事情。”
将死亡视为绝对的恶罪——实质是绝对的失败，是中国传统养生文化的死亡观，其前提在于对自然生命本身的重视。（16）小说特意为季昨非安排了一次与死神的擦肩而过，他甘愿为陶文贝开脱，背负杀人之罪入狱。以死囚的身份，他完成了一次特别的死亡思考，从对父亲之死的他者困惑到对死亡的自我感受，参悟出“仙化”与死亡的区别不过在于最后的一刻前者是欣然，后者是恐惧。小说由此给出了建立在生命本真意义上的死亡哲学。
“养生”是对死亡的拒绝和逃离，把它放在20世纪激进革命的关节点上来思考，可见张炜匠心独运。革命是摧毁，是面向死亡，是浴火重生，然而，书中的革命者，从领袖（孙中山），到中坚分子（徐竟），都对养生津津乐道，而实际上，真实的革命家徐镜心还写了一本《养生论》。这是什么样的象喻？是历史的还是生命本身象喻？同时也是现代历史寓言吗？对于小说来说，“养生”显然被赋予了寓言的意义，只是这个寓言意义几乎是悖论式的，比如，至少有这样几层意指的意义可以体会到：
其一，养生意指着传统进入现代面临的绝境，它的无力与颓败的必然命运。
其二，养生是在大动乱的时代成就自我，逃灾避难的唯一方式。
其三，传统的失败命运已经不可抗拒，他的嫡系传人经不住传统欲望，更经不住现代欲望的诱惑。只有现代的情爱让他找到了生命的根基。
其四，当下中国的养生文化遍地开花，它与欲望的肆虐生长形成互不相干却又相辅相成的异质同体文化；激进的现代性再度以另一种革命的形式演进新的历史剧变，养生是对它的退避？也是对它的怂恿。
或许张炜是发自内心欣赏“养生”的，他无法做出非此即彼的选项，就像那些杰出的革命家，既养生，也革命；既修身，也济世；既渴求永生，也坦然面对死亡。因为，对于革命家来说，死亡是超度拯救众生的一种方式，他因此获得了永生。张炜也深深地沉浸于养生的体验中，他从根本上信奉养生，不信任裂变；但他知道历史剧变无法拒绝，事实也正是如此。他其实是陷入深深的矛盾中，他求得宽广、容忍，尊重个体体验，他多少有意牺牲了这部作品的力度（文化的和历史批判的）。
张炜是否应该给予“养生”以更多的反思和批判，更尖锐和深刻的揭示，或许是我们可以再加讨论的问题，张炜的难题是这个时代的难题，是中国文学在当代遇到的根本难题。
（实习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