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初期，张大千的泼墨泼彩作品在内地市场一直“叫好不叫座”。直到2010年，其作《爱痕湖》在中国嘉德以1.008亿元成交，创下当时近现代书画最高纪录。自此，张大千作品市场行情高歌猛进，泼墨泼彩类作品表现尤为亮眼。2018年，张大千泼彩《观泉图》在香港佳士得以6422.5万港元成交;在此之前，张大千1970年作《溪桥晚色》在广州华艺国际以5934万元成交;在北京保利春拍，张大千晚年所作《泼彩钩金红荷》以3392.5万元成交。

　　2010年，曾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中国艺术史教授方闻为建设浙江大学艺术博物馆筹款，捐出了他旧藏的张大千作品《爱痕湖》。1968年，当时的方闻还是一位籍籍无名的年轻学者，张大千在美国举办巡展之际，方闻为之奔走相助，两人结缘。巡展结束后，张大千将这件在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等地巡展过的《爱痕湖》赠予方闻。方闻一直将画作悬挂在家中，一挂就是40多年。

　20世纪60年代起，摄影家郎静山将道家装束的张大千作为集锦山水中的主角，创作了一批带人物的风景

　　在此作拍卖之前，张大千的泼墨泼彩作品在国内市场一直不被重视，“叫好不叫座”。“很多国内买家都觉得泼彩作品没有深入的学术研究，相应地，很多人认为收藏价值不高。”时任中国嘉德副总经理的郭彤回忆。当时，中国嘉德和方闻协商出200万美元的底价，“市场会如何反应，仍是一个未知数”。

张大千《爱痕湖》

　　设色绢本、镜框

　　76.2×264.2cm

　　1968年作

　　成交价RMB 100,800,000

　　中国嘉德 2010.5.17

　　2010年5月17日，《爱痕湖》开拍，起拍价为900万元，出乎意料的是，竞价一路攀升至7000万元，竞买者只剩下新疆广汇的包铭山和台湾着名张大千作品藏家林百里。两位买家，胶着竞价，在竞价近40分钟后，《爱痕湖》最终以1.008亿元被林百里竞得，不仅刷新张大千作品拍卖纪录，也创下当时的近现代书画最高记录。在当晚的竞买现场，在拍卖场上名噪一时的刘益谦也坐在第一排，参与竞价，甚至还一度跑到画作之前，近距离观看画作，以至于很多人误解此作为其竞买。

张大千《桃源图》

　　泼墨泼彩纸本、立轴

　　209×92.2cm

　　1982年作

　　成交价HKD 270,680,000

　　香港苏富比 2016.4.5

　　“2010年的确是一个转折点。这张画的成交纪录，不但让张大千市场价格整体拉高，同时也标志中国近现代书画进入亿元时代。”台湾羲之堂创始人陈筱君说。

　　泼墨泼彩问世，谁与争锋

　　实际上，张大千还创作了一幅纸本的《爱痕湖》，此作在30多年前由香港苏富比拍出，被台湾私人藏家雪藏至今。2016年4月，香港苏富比征得张大千巨幅泼墨泼彩作品《桃源图》。《桃源图》着录近20次，曾被香港着名导演、收藏家杨凡的“谪仙馆”，美国着名藏家安思远以及麦克塔格特伉俪相继递藏，有丰富的展览历史。作品估价5000万~6500万港元，参与的竞价者多达100多位，在长达50多分钟的竞价后，最终被刘益谦以2.7亿港元竞得。将《桃源图》收入囊中的刘益谦在朋友圈里写下这样的激昂之语：“实在是喜欢这张画，2.4亿元竞拍成功，大千问世，谁与争锋。”30年前的1987年，《桃源图》在香港苏富比的成交价为187万港元。2016年2.7亿港元的拍卖价格创下张大千作品拍卖纪录，保持至今。

　　在Artprice2016年全球拍卖交易总额排行榜中，创下最高价的不是毕加索，而是张大千，在其拍卖作品中，深得藏家青睐的是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巨作。实际上，在张大千超过千万元的116幅山水画中，泼墨泼彩就占了41席。在其成交价排名前十的作品中，泼墨泼彩占据半壁江山。

　　在张大千的成交作品类别中，泼墨泼彩的溢价指数也相当惊人。1992年，着名收藏家张宗宪在香港苏富比以429万港元买下张大千的《灵岩山色图》，创下当时中国近现代书画最高价，2010年，此作在北京保利秋拍以6272万元成交;其带有泼彩泼墨背景的《自画像与黑虎》，在2004年香港佳士得春拍成交价为398万港元，2010年嘉德秋拍以4536万元成交;1969年作《松峰晓霭图》是一件拍卖较为频繁的作品，其在2012年香港佳士得春拍成交价为2978万港元，在2013年北京保利春拍的成交价为3910万元，在2016年北京银座春拍，此作价格攀升至5865万元。此种例子，不胜枚举。

　　2018年，张大千作品市场行情高歌猛进，泼墨泼彩尤为亮眼。香港佳士得“中国近现代画”专场以张大千1963年作、谪仙馆旧藏《观泉图》领衔，此作估价6000万~8000万港元，最终以6422.5万港元成交(此作2004年在香港佳士得的成交价为364.78万港元);在同场拍卖中，泼墨泼彩作品《乔木芳晖》以2170万港元成交(2008年在中国嘉德流拍);估价350万~450万港元的《雪山古寺》以远超估价的994万港元成交;在此之前，张大千1970年作《溪桥晚色》在广州华艺国际上拍，此作在2011年北京保利春拍成交价为3910万元，这次以4000万元最低估价开拍，最终以5934万元成交。

张大千《观泉图》

　　设色纸本、木板镜框，134×68cm，1963年作

　　成交价HKD 64,225,000

　　香港佳士得 2018.5.29

　　“整体而言，我认为今年张大千的市场行情是很好的。外国藏家由于过往的审美倾向，如抽象表现主义、色域绘画的流行等，比较容易欣赏大千的泼墨泼彩作品。然而这个情况因为内地审美观念的改变，而有所更易。”陈筱君介绍，2019年是张大千诞辰120周年，为此，台北故宫博物院会举办相应的纪念展览。“我认为届时张大千也会有相应的‘旋风’产生，而且影响层面更广。”

　　从《泼墨荷花通景屏》到《庐山图》

　　包括陈筱君在内的诸多研究者表示，若简单区分的话，张大千泼墨泼彩创作可分为1960年到1965年之前、1965年、1967年、1967年到1983年之后4个阶段。

　　1949年，张大千离开大陆，由于时局等因素，在他“万里投荒”的海外生涯里，游迹遍及全世界。行脚途中，他无时无刻地从大自然中吸收创作素材。

　　1952年，54岁的张大千迁移至南美阿根廷，于次年在巴西圣保罗市附近购地建园，称“摩诘山园”，举家迁居巴西，一住就是17年。张大千曾告诉同乡挚友张目寒远迁南美的原因：“远去异国，一来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应酬烦嚣，能于寂寞之乡，经营深思，多作几幅可以传世的画;再者，我可以将中国画介绍到西方。”客居海外，创作力旺盛，失去中国市场支持的大千，一直在寻找西方观众能认同的表现形式。

张大千《雪山古寺》

　　设色纸本、纸板镜框

　　45×60cm

　　1969年作

　　成交价HKD 9,940,000

　　香港佳士得 2018.5.29

　　1956年，张大千远赴法国巴黎，斩获颇多。除了在巴黎东方艺术博物馆和巴黎市立现代美术馆举办作品展之外，他还参观了马蒂斯遗作展，并与毕加索会晤。在1972年写给好友沈苇窗的信中，他这样介绍毕加索：此公有两点，一是玩世不恭，二是神经不正常，所以造成那不为世俗所拘的画派。张大千泼墨泼彩风格的形成，旅居欧美、接触到新的文化刺激即为重要的因素之一。

　　1957年，张大千因建园搬石用力导致目疾，在此之后，他开始创作泼墨。张大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大面积运用积墨、泼墨、积色、破色等方法，将传统山水中没骨、泼墨和青绿山水的技法综合运用，并吸收了西方抽象艺术和现代艺术的元素，开创了化线为面、墨色相融、工写兼施、没骨写意的泼墨泼彩。《泼墨荷花通景屏》就是张大千用了六大张的乾隆纸，用泼墨技法创作的大画面。着名藏家、画家王季迁回忆，当时大千将磨好的墨汁、石青一碗一碗地倒在纸上后阴干不动，看得他胆战心惊。1965年，纽约私人画廊以14万美金卖出此幅巨作，买主为赫赫有名的美国《读者文摘》杂志的创办人华莱士(DewittWallace)，此价格刷新当时中国画的最高价。

　　1965年，张大千欧游归来，将欧陆所见山林风貌的奇光焕彩与钻研敦煌壁画的斑斓重彩融合反刍，开创了大千艺术成就上的又一高峰—“泼彩”。在其创作中，他已能熟练地使用石青、石绿等颜色代替墨色，创造北宋大山水的空间气势，并试图创作出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空间构图方式，最终成就其独具特色的“大泼墨山水”。《瑞士雪山》《幽谷图》《瑞奥道中》都是这一年的代表作。台湾资深记者黄天才在《张大千的后半生》中写道：大千想必也认为他首创的泼彩技法在这一年已经完全成熟，遂特地为这一年设计了一方纪年印—“1965年纪年印”，此印阿拉伯数字和中文数字合为一印。

张大千《溪桥晚色》

　　设色绢本、镜心

　　66×165cm

　　1970年作

　　成交价RMB 39,100,000

　　北京保利 2011.6.4

　　这样的大胆尝试到1967年已完全成熟，这时张大千的泼墨泼彩作品，色彩已凌驾于墨色之上，构图形式自由多变，再看不到中国传统的影子。郭彤认为，泼墨泼彩是张大千将西方抽象艺术与中国传统文人艺术进行结合的创作，也是将北宋时期雄伟山水进行的“现代化翻译”。张大千志在世界画坛出人头地，其泼墨泼彩作品虽抽象，但绝非等同于西方抽象画作，反而具有中国文人画气韵。对于抽象，张大千如是说：“中国画3000年前就是抽象的，不过我们通常是精神上的抽象，而非形态上的抽象。”张大千曾多次强调，泼墨泼彩之法古已有之，“予何尝新?破墨法固我国之传统，特人久不用耳。”

　　1968年春，张大千到台湾时，曾对记者说：“我近年的画因为目力的关系，在表现上似乎变了。”这一年，为了给好友张群贺80大寿，张大千闭门十日，精心创作了鸿篇巨制《长江万里图》。美术史家黄苗子在《张大千生平和艺术》中这样评价此作：“五丈多长的一幅卷子，他一气呵成、得心应手。这里面各种家数的皴擦渲染，都统一在他自己的风格上。这里还吸收了西洋绘画的光暗原理，以至中国传统绘画所少见的水光云影，可以丝毫不妨碍其为传统的中国画。”《一笔贯中西—张大千》作者白巍认为，《长江万里图》标志张大千迈入了创造性的高峰期，泼彩成为最富个性的画法。

　　1970年后，张大千迁居到美国加州“可以居”，从西方世界回到华人聚集多的地方。华人品味异于西方，泼彩画在初期甚至不被赏识。基于市场的考量，张大千适度地将传统画法融入泼彩的新技法。1977年，张大千觅得台北外双溪，决定返回台湾定居，一边忙于筹建他的世外桃源“摩耶精舍”，一边用心经营画面，寻求创新，比如将泼彩技法运用到荷花以及人物画的背景上。

　　1981年7月，已经83岁的张大千仍向自我挑战，创作巨幅《庐山图》。作此画时，他身体状况很差，常进出医院接受冶疗，时画时辍，其间曾三度入院。完成《庐山图》后，张大千也潇洒地走完他的人生旅程。诚如其在诗中所写：“余生余事无余憾，死作梅花树下魂。”张大千一生并未到过庐山，《庐山图》描绘的是他心中的庐山，画作不仅结合了张大千毕生对中国传统山水的研究，更结合了他晚年泼墨泼彩的创新，为他不断创新的艺术生涯，画下一个令人惊叹、完美的句点，也为中国画翻开新的一页。

　　1983年，《庐山图》在台北历史博物馆国家画廊首次展出。截至目前为止，台北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张大千旅居欧美和台湾地区创作的作品150余幅，主要由张大千本人在1970年捐赠。

　　“只有他泼墨泼彩的力作，最能代表他前无古人的历史地位”

　　张大千之所以能在晚年从泼墨泼彩得以突破，再创其艺术创作高峰，得益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促使张大千的绘画风格从精细一路转向泼彩泼墨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其目疾。1957年，59岁的张大千在巴西营建“八德园”时，因搬巨石用力过猛，以致眼底毛细血管破裂，视力急剧下降。此后眼疾时好时坏，伴随其后半生，直至晚年右眼失明，决定了张大千不能再作工笔细画了。所以，张大千晚年的画作中也经常有“不复能为细笔矣”的题款。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