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战后亚洲艺术”的概念在市场中越来越频繁地被提起。

　　起因是不久之前，2018年香港蘇富比春拍的现代艺术夜场中，以萧勤、朱德群、赵无极、丁雄泉等华人抽象艺术家作品所构建的同名拍卖专题大获成功。

　　除了为香港蘇富比带来了历史第二高的夜场成交额外，“战后亚洲艺术”的话题性，还在于它试图以一种新的视野和排列方式，对已经被沿用了多年的亚洲现当代艺术史线索和市场秩序进行重新定义，而其当下的参照物，更多是已日趋成熟的西方战后及当代艺术。

2018年春拍，香港苏富比组织“战后亚洲艺术”专题，取得市场的热烈回响

　　从以往的区域性市场，到如今全面拥抱国际化，以香港为核心的亚洲市场仅用了不到5年时间，而其变化的方向也逐渐开始由表及里。

　　那么在当下的市场环境中，“战后亚洲艺术”究竟是不是一个行得通的概念？如果它成立，谁又最有资格代表亚洲与西方“战后艺术”进行对话？

　　“战后艺术”，为什么重要？

　　如今流行在艺术市场中的“战后（Post-war）艺术”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准确的艺术史概念，多是西方艺术市场对一个拍品类别的称呼。顾名思义，其主要指的1945年后，因为受到战争影响，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家在创作方面所表现出来不同以往的面貌。而又为了与1980年代后以观念为主导的“当代艺术”进行区分，所以在1970年代进行划断，将1945-1970年代之间的艺术称为“战后艺术”。

2013年纽约佳士得秋拍中，弗朗西斯·培根的《卢西恩·弗洛伊德肖像画习作》以1.42亿美元成交，标志着战后艺术进入最高潮

　　邦瀚斯战后及当代板块负责人泰勒在接受雅昌艺术网采访时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说，二战导致了许多国家重新洗牌，全球各国的强弱也重新进行了布局。反映在艺术上，非常多的流派在此时诞生，率先启动的是欧洲艺术家，如培根、博伊斯。随后美国的影响是压倒性的，诞生了如波洛克、罗斯科、安迪·沃霍尔等艺术家所引领的抽象表现注意和波普艺术。同期，日本也出现了“具体派”、“物派”，以及韩国的单色画派等。也许，“战后”更多地被运用于西方体系下的艺术。虽然中国也有体现战争的艺术，但其更加自成一体。所以我们称为ACA（中国当代艺术），而没有将其化归战后的领域。

　　毋庸置疑，战后艺术是当代艺术之中的重要组成。然而各拍卖行的图录却为何坚持将战后及当代艺术单列，而不是直接归入当代艺术？佳士得战后及当代艺术伦敦的主管Francey解释道：战后确实是当代的一部分，把他们分开称谓有两个原因：首先当代艺术的市场兴起仅仅是近几年的事情，早先主要就是战后艺术。但是随着时间发展，人们不光看战后，也开始看一些更年轻的艺术家的作品，所以战后这个概念不足以将其全部概括，便演变成了‘战后及当代’。之所以一直没有将两者统一称谓，我想也为了体现对‘战后’这一独特时期所产生的艺术的重视。很公平地说，无论从艺术史的角度，还是从市场角度，在当代艺术的概念之下，战后都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2018《巴塞尔艺术市场报告》数据显示，战后及当代艺术仍是拍卖市场比重最大的纯艺术门类

　　根据2018年3月发布的《巴塞尔艺术市场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艺术品市场销售额最大的板块是战后和当代艺术，其销售额高达62亿欧元，占纯艺术拍卖市场销售额的近一半（46%），虽然现代艺术品的销售额虽位列第二，却仅占31%。报告指出：战后及当代板块从2003年至2007年的时间段里开始成为全球收藏者和投资者的主要目标之一，该板块的销售额增长了将近500%。

在2012年至2017年间佳士得、苏富比香港春拍中，战后及当代艺术是成交额最高，同时也是单价攀升最快的门类（黄色：战后 蓝色：现代 绿色：古典，图片来源：artnet）

　　然而，作为最具投机性的板块之一，它在经济衰退中也遭受过最严重的打击，在2007年至2009年的两年时间里销售额锐减60%。然而，从这个低点开始，市场再度迎来快速扩张，销售数量迅速增加300%多，并在2014年达到市场成交额的巅峰。近几年，欧美战后及当代大师如安迪·沃霍尔、弗朗西斯·培根和马克·罗斯科的价格出现调整态势，但亚洲市场快速上升，使该板块整体仍处在高位。

　　亚洲也需要“战后艺术”吗？

　　近几年，在美国战后市场走过顶峰之后，许多其他国家及地区的战后艺术开始受到关注，而亚洲作为全球增长最快、潜力最大的市场，无疑首当其冲。在亚洲藏家积极追逐西方现当代艺术，而西方市场也对亚洲充满期许的双重作用下，作为亚洲艺术市场的中心——香港开始出现迅猛的国际化趋势。

　2017年香港苏富比春拍中，安迪·沃霍尔《毛主席》以9853.75万港元成交，在香港二级市场掀起一股欧美战后及当代艺术的热潮

　　国际化的路径，一方面显现在大量西方画廊进驻香港、上海、首尔等亚洲主要一级市场，通过欧美现当代艺术的输入，完成收藏方向的同化。而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市场力量shit试图构建一道沟通东西方艺术的桥梁，让以往被忽视，和被低估的亚洲艺术融入全球化的语境当中，打破东、西方艺术和市场的壁垒，提升亚洲艺术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获得更大范围藏家的关注。

　　而从各方面考量，在1950-70年代开始与西方艺术接触、融合，甚至对欧美艺术史造成一定影响的这段时期的战后亚洲艺术（目前更多集中在东亚地区），无疑成了最佳的切入点。

白发一雄《地暗星锦豹子》在2018香港蘇富比春拍中以2768.45万港元成交

　　佳士得战后及当代艺术伦敦主管Francey指出，相比经典艺术，战后及当代在可操作性和对新藏家的吸引力上一直有着得天得厚的优势：一没有真假鉴定的问题，门槛较低；二表现当下人的生活，更符合当代人的理解和审美；加之经典艺术更多地沉淀到了美术馆中，而战后及当代却能源源不断提供货源。所以，也自然成为新手和成熟藏家进行收藏的首选。

　　没有太多意外，具有丰富国际和亚洲艺术资源的两家国际拍卖行，成为贯通中西路径上的先行者。无论是为了实现亚洲市场长远发展，而挖掘新的作品类型，还是为了更好地进行资源整合，“战后亚洲艺术”都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于是从2015年起，佳士得和苏富比都曾先后提出“战后亚洲艺术”的概念，不过由于两家的方向差异，在名单和思路上也有所不同。

　　战后亚洲艺术应该有谁？

　　佳士得在2015年便率先提出“泛亚洲”概念，并以“亚洲战后抽象”作为主轴，其中较多选择了与1950-60年代西方抽象艺术浪潮相呼应的亚洲抽象，也对如今的亚洲现当代市场形态，构成了较大的影响，其中主要包括：

日本具体派合影

　　1。具体派。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战后的日本艺术面临着两个议题：一方面艺术家们拒绝再与战争时期的旧体制合作；另外也渴求日本作为独立国家的自主性，这意味着拒斥对欧美艺术的盲目景仰，这是1954年夏天“具体Gutai”产生的背景。来自东方的书法在战后不断地引发欧美抽象艺术家的兴趣，书法不仅牵引中国艺术家对抽象绘画的创作，更是日本“具体派”绘画语言，使得1950 年代的日本成为东方艺术的代言人，比起中国要来的更早些。甚至有人认为“具体派”新媒材的探索与1950年代初的“抽象表现主义”是并行的，其中又以吉原治良、白发一雄、嶋本昭三、田中敦子等艺术家为代表。

“物派”代表艺术家李禹焕

　　2、物派。而1969-70间崛起的“物派Mono-Ha”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具体派”的延伸，这些艺术家们认为物体透过纸张的拼贴并不值得一看，需要超现实的物体、新达达的破坏手法才能完整表达；说穿了，就是对西方“达达艺术”、“普普艺术”回应。代表艺术家有关根伸夫、菅木志雄， 榎仓康二、吉田克朗、李禹焕。

单色画派代表：朴栖甫、郑相和、河钟贤

　　3、单色画派。韩国对于西方抽象的回应是发生于1970年代的“单色画”，面对当时的社会动盪以及传统与现代化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艺术家们透过充满内省精神与近似修行的创作方式，以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语言，表达内心的抽象思考，追求近乎于冥想、天人合一的境界，遥遥呼应那曾经崇尚白衣的朝鲜王朝。代表艺术家有朴栖甫、河钟贤、李禹焕、郑相和、尹亨根等。

华人抽象的代表艺术家，左起：林寿宇、丁雄泉、赵无极、朱德群、刘国松

　　4、华人抽象（文人派）。由于1949建国之初，中国国内艺术家群体难以接受到欧美战后抽象主义影像，以致只有旅居法国的赵无极、朱德群、丁雄泉和旅居纽约的赵春翔紧绑着西方抽象风潮；还有香港的吕寿坤、王无邪、台湾的陈庭诗、刘国松、林寿宇也紧跟西方抽象脚步，算是华人对西方抽象的回应。佳士得亚洲二十世纪及当代艺术国际董事张丁元认为，中国抽象艺术大师们都能忠实加入中国文人气质于个人创作里，虽然散居各地仍具共同特色，他以“文人派”来归纳。

　　对于这些战后艺术线索的梳理，张丁元认为，从2015年后整个亚洲市场的发展来看，西方藏家开始对亚洲艺术作品的收藏不再陌生，只是缺少一把钥匙，去与西方做更为直接的对接。“从市场的角度去分析艺术的价值，纵向来看，它与艺术家所处的历史地位有关，这也是过去香港佳士得从地域性板块来挖掘艺术品的绝对价值的出发点。而在近几年以来，我们更为重视的是从横向去比较中西方艺术发展的连接性，我们会挑选更具有广泛市场认可度的艺术家作品与西方艺术市场做一个点对点的对接。”

　　相较而言，香港蘇富比在2018年春拍提出“战后亚洲艺术”的则更加专注华人抽象艺术。并发生于1960年欧洲的“庞图艺术运动”作为切入点，从“庞图运动”的核心人物萧勤、李元佳延伸，又加入了赵无极、朱德群、丁雄泉、林寿宇等传统意义上的战后亚洲艺术家，此外还首次将中国国内的抽象先驱吴大羽也囊括其中。

萧勤《冥想的能量》2018年春拍以756万港元成交，连续第三个季度在香港蘇富比夜场中刷新个人拍卖纪录

　　香港苏富比现代亚洲艺术主管张嘉珍表示，今年春拍不管是拍前还是拍后，都有很多资深藏家来询问“战后”板块，表示它已经引起了市场的热度，“香港苏富比提出的亚洲战后艺术，并没有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区域，因为，亚洲受到战争的影响并不是只有一个地区，所以，我们主张在今年春季的亚洲现代艺术这个范畴，就不再以区域的艺术家来做为分野，而是把时间座标画出来，透过时间来贯穿亚洲在同样时空底下，艺术家如何从环境与自身文化修为来展现美学性格”

　　细分市场中机遇

　　而在战后亚洲艺术专题之外，香港蘇富比在2018春拍中的另一大转变，则是将现当艺术和当代艺术分两个晚拍举行。无独有偶，在2017年北京嘉德的秋拍中，嘉德也尝试将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专场分离，体现了对当下亚洲现当代艺术市场，更进一步的细致化梳理。

　　泰勒表示：“战后及当代艺术起初曾与印象派及现代艺术归为一个部门，统称为现当代艺术，大概在2000年前后，几乎所有的欧美拍卖行不约而同地将战后及当代单独分离出来。虽然只有十五六年，但是它却成熟得非常之快。”

　
　除了拍卖行，像Dominique Lévy Gallery也曾经将赵无极和德·库宁并置，试图打通一条贯穿东西的“战后艺术”通路

　　而随着亚洲市场的逐步成熟，原本笼统的现当代艺术，或许也将被划分更具体的新方法所替代，而大量原本被低估、忽视的艺术家，也有机会被挖掘、补充到新的板块中。

　　张嘉珍认为，“基本上，现在的亚洲艺术市场已经形成现代及战后这两个很大的区块，我很期待这两块未来的发展。而且‘亚洲战后艺术’其实并不是只有抽象一种单一面向和已经浮出水面的艺术家而已，只待未来一步步厘清，绝对可以发掘出新的一批还没出现在市场上的艺术家，或者是长期以来被市场忽略的一些艺术家，我觉得战后亚洲艺术市场的开发潜力是非常大的；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慢慢的沉淀出完整亚洲的样貌，梳理出更完整亚洲美学价值。”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