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得开始实施他所谓的经营战略规划的第二阶段：“把经营重点不放在拍卖上，而是放在客户身上。”
去年11月，佳士得拍卖行（Christies）身着私人定制套装、超级镇定的拍卖师尤西·皮尔卡宁（Jussi Pylkk——其实是英国画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创作的三联画——拍出了1.424亿美元。当小槌落下，佳士得北美拍卖行大厅里爆发出一阵掌声，史蒂芬·墨菲（Steven Murphy）用几乎旁人听不到的声音说道：“真是前所未见。”然而，自2011年以来担任佳士得首席执行官、也是第一位主管这家英国拍卖行的美国人墨菲不久便会承认，这事早就该发生：它既是艺术品经济以及佳士得成立248年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即单幅画作拍出的历史最高价——也标志着这家受人推崇的拍卖行一项重大改组的第一阶段大功告成。
第二阶段是，确保公司更多地关注业务经营而非公开拍卖——即便是像在11月那个夜晚一样，实现高达创纪录的6.916亿美元成交额。
由弗朗索瓦·亨利·皮诺（FranNational Geographic）摄影作品到5，840万美元一只的由杰夫·昆斯（Jeff Koons）用气球创作的狗狗——后者在拍出培根三联画的同一个晚上卖出，创造了又一个高价纪录（这一回是一件在世艺术家的作品）。
单单就拍卖本身而言，佳士得在2013年就超过了苏富比（Sothebys），据称其拍卖总额高达59亿美元，而它的老对手的销售额为51亿美元。这是佳士得连续第二年高居榜首。即便如此，拍卖业中超高端业务的风险也许高得惊人。佳士得的拍卖所得在12％到25％之间，但是最昂贵和最著名的艺术品拍卖收入一般不比低端艺术品高出多少。在高价拍卖品方面，拍卖行必须保证它能卖出一定的价钱。随着全球经济继续增长，一批富人乐意花费亿万美元购买名画或草坪装饰物，拍卖行几乎不用担心自己的业务。可墨菲却因为担忧练出一种好习惯。他说：“因为我把饮食控制住了。”
正是这种焦虑促使59岁的墨菲——他分别于1980年代在西蒙与舒斯特公司（Simon＆Schuster）、1990年代在百代唱片公司（EMI Records）担任过高管，2000年代在罗德尔出版公司（Rodale）任首席执行官——开始实施他所谓的经营战略规划的第二阶段：“把经营重点不放在拍卖上，而是放在客户身上。”在佳士得促成的交易当中，将近一半属于私下交易，中介活动完成于密室，而不是在坐满衣冠楚楚的竞买人的拍卖大厅里。在佳士得成交的私下交易数量在过去三年里增长了30％，墨菲的手下仍在四出寻找新客户。这家拍卖行在2013年的顾客有将近四分之一是新人，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来自亚洲，亚洲顾客的交易额首次突破了10亿美元。佳士得于去年10月在上海开了一家办事处（中国目前的交易额占了该公司全球总量的22％），12月又在印度孟买开了一家。
墨菲计划的第三步是电子商务，目前它在公司业务当中仍然微不足道——去年的销售额仅为2，080万美元，占公司71亿美元全球销售额的0.3％——但其每年的增速高达10倍。去年夏天，佳士得拍出了一台难得一见的苹果·1（Apple·1）——即最初的苹果计算机，连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制作的使用手册和图表。拍出的价格是38.775万美元。
墨菲说，经营艺术品就像是莫比乌斯圈（Mobius strip）：看上去是不同的部分，其实是一个头尾相接的连续体。“铁路部门认为他们是在经营铁路，而实际上他们是在运送旅客。”他说。同理，对佳士得来说，艺术品交易没有拍卖师也照样生意兴隆。
双行记
佳士得和苏富比这两位老对手在过去30年里拍出的创纪录高价。
1985年：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的《日出景色》（Landscape With Rising Sun）卖出了990万美元，为当时印象派作品的最高售价。苏富比
1989年：雅各布·蓬托尔莫（Jacopo Pontormo）的《长斧兵肖像》（Portrait of a Halberdier）以3，520万美元卖给保罗·盖蒂博物馆（J. Paul Getty Museum）。佳士得
1990年：梵高的《加谢医生肖像》（Portrait of Dr. Gachet）售出了前所未有的高价——8，250万美元。佳士得
2004年：毕加索（Picasso）的《拿烟斗的男孩》。苏富比
2012年：爱德华·蒙克（Edvard Munch）的《尖叫》（The Scream）经过12分钟的疯狂竞价后，以1.199亿美元成交。苏富比
2013年：弗兰西斯·培根的三联画《卢西安·弗洛伊德肖像画习作》（Three Studies of Lucian Freud）售出1.424亿美元，是有史以来艺术品拍卖价格的最高记录。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