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人物的隐私权和媒体采访权之间的冲突与平衡，每每在明星与记者发生矛盾时，都会被争论一番。近期郭德纲徒弟打人事件又放大了这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公众人物隐私权与媒体采访权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今天上午，市律协文化娱乐与体育法律专业委员会举办研讨会，律师们建议完善隐私权立法，并在立法中完善新闻自由权，规定免责范围。

　　文化娱乐与体育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李京生律师表示，在媒体采访权与一般公民隐私权之间，法律倾向于保护公民隐私权。但法律对公众人物的隐私权采取有限度的保护，如果涉及社会公众利益，满足社会公众合理兴趣，采访报道不应认定为侵权行为。

　　同时律师们认为，对公众人物隐私权的限制，不是全部剥夺。明星在作为公众人物的同时也是一个公民，也有非公众生活，包括身体隐私、私人空间、私人信息都是公众人物的个人隐私，这种个人隐私不应受到比别人更多的限制。

　　张继志律师表示，要平衡公众人物隐私权和媒体采访权，找准两者之间的界限，首先要考虑公共利益原则，界定报道事件是否属于公共利益及报道后的影响，出发点是满足多数人的兴趣，报道结果是使社会受益。其次，对公众人物私生活的知情权应以其同意为前提，与公众兴趣无关的个人私事受到保护。第三，媒体采访报道要保持真实全面准确原则，媒体的报道要呈现记者探知到的真实情况，不能断章取义，不能偏心对待，给事件双方说话的权利。

　　欧阳继华律师建议完善隐私权立法，设立独立的保护条款；提高公民隐私权的权利意识；建议在立法中完善新闻自由权，确立新闻媒体的免责权，规定免责范围。比如公开揭示高官的财产状况、家庭收入、健康状况、违法行为等免责。明星享受广泛知名度，如果其道德败坏、行为不端也应该受到公布，警示社会。

　　本报评论部主任苏文洋说，公众知情权及媒体采访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般的说，媒体采访权代表公众行使知情权。考察一个地方的公众知情权，就要看媒体的采访权及见报权。公众人物赖以生活的基础，取决于公众对他的广泛了解和认知，公众人物不同于普通公民的也就是让出自己一部分隐私权，即个人隐私权的牺牲。媒体的采访要向公众报告，公众人物对媒体的态度就是对公众知情权的态度。当然，媒体在报道时，必须考虑对公众人物隐私的必要保护。

　　（编辑：郭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