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著名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在今日俄罗斯（RT）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新冠疫情做出了种种哲学思考。包括各国采取的封锁措施在政治上对于人们的意义，以及疫病与人类生存危机的关联。齐泽克探讨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新冠疫情何时会结束？结束后会发生什么，我们的生活是否能回归常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思考，即人类的生存正在面临怎样的危险？
以下是全文的翻译。
齐泽克资料图
我们不应该认为，在新冠疫情达到高峰后，生活会逐渐恢复常态。实际上，危机会持续下去，但这并不意味着情况已经无可救药了。
在马克斯兄弟主演的喜剧电影《鸭羹》中，律师格劳乔在法庭上为他的当事人辩护时说：“他或许看上去像个白痴，说话也像个白痴，但别让他愚弄了你。他真的是个白痴。”
这句台词也应该是我们面对那些对于国家秩序展现出基本的不信任、并将封锁视为国家权力以疫情为借口来剥夺我们的基本自由的一场阴谋的人们的态度。“国家实行封锁政策，这剥夺了我们的自由，并希望我们能在遵守秩序的同时相互监控；但这一切都不应该愚弄我们，我们真的要遵守禁闭令。”
人们应该注意到，要求取消封锁的呼声来自传统政治光谱的对立两端。在美国，它们是由自由意志主义右翼分子推动的；而在德国，一些小型左翼团体在支持它们。在这两种情况下，医学知识都被批为一种规训人们的工具，将他们视为无助的受害者，以为他们的利益为由而隔离他们。在这个极具批判性的立场下，不难发现的是“不想知道”的立场：如果我们忽视这一威胁，情况就不至于那么糟糕，我们会设法渡过这一难关……
美国自由意志主义右翼声称，应该放松封锁，让人们重新获得选择的自由。但是选择在哪里？
正如前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列治（Robert Reich）所写：“特朗普的劳工部已经决定，不论是否有新冠肺炎的流行，被解雇的员工‘必须接受’雇主重返工作岗位的提议，因而他们将丧失身为失业者的福利……强迫人们在失去生计和染病之间做出选择是不人道的。”所以，是的，这就是所谓的选择的自由：在挨饿和经受生命危险之间……我们现在的情况与18世纪英国煤矿的生存环境（仅举一例）类似，在哪里工作意味着得冒相当大的生命危险。
但还有另一种承认无知的方式，即支持这种严格实施的封锁。并非国家权力利用疫病来控制人们——我越来越觉得这是一种迷信的象征行为：如果我们摆出一种经受巨大牺牲、非常伤害自身的姿态，并且让我们的整个社会生活都陷入停滞，那么我们或许就能得到怜悯。
5月5日，工作人员在意大利罗马附近的韦莱特里公墓消毒。这处公墓将于6日重新开放。新华社 图
这一传染病何时会结束？之后又会发生什么？
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我们，包括科学家们，似乎都对传染病的运作机制所知甚少。我们从当局那里得到的建议时常是相互矛盾的。为了避免病毒的感染，我们得到严格的自我隔离指令，但当感染数量下降时，恐惧就出现了。这样一来，我们只会在预期中的第二波新冠病毒的攻击中更为脆弱。或者，我们是否应寄希望于在此之前疫苗就能出现？但是病毒已经有不同的变种了，一种疫苗能覆盖所有的变种吗？所有对于病毒尽快撤出我们的生活的希望，包括夏季的高温、病毒迅速传播会带来的群体性免疫、疫苗，正在渐渐变弱。
我们常听说，传染病将迫使西方人改变对待死亡的方式，真正接受死亡以及我们存在的脆弱性——随时都会有一种病毒从天而降，我们的生命会由此结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告知，在东方，人们接受传染病的方式要好得多——将其视为生命的一部分，事物发展规律的一部分。而西方人越来越不接受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把它看作外来事物的入侵——如果你的生活方式足够健康，勤于锻炼身体、合理饮食、避免心理创伤，你就可以无限期地推迟死亡。
我从不相信这种说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死亡不是生命的一部分，它是不可想象的，是不应该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我永远不会真的准备好去死，除非是为了逃避无法忍受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天我们中的许多人每天都在关注着那些数字：有多少新的感染病例、多少被治愈的患者，多少新出现的死亡……但无论这些数字有多可怕，我们对此的关注不会让我们忽略在同一时间死于癌症、心脏病的更多的人吗？在新冠病毒之外的世界里，并不都是生的希望，人们同样要面对死亡。让我们来比较一下这些数字：今天，有多少人死于新冠病毒，又有多少人死于癌症？有多少人击败了新冠病毒，又有多少人从癌症中康复？
人们应该改变对现实的想象，不要再期待某一个清晰的巨大的高峰之后，事情会逐渐恢复正常。疫情如此令人难以忍受的原因在于，即使没有发生彻底的灾难，事情也只是在拖延，我们被告知我们已经到达了平台期，然后事态会变得好一些，但是危机只是被延迟了。
正如哲学家阿伦卡·祖潘奇奇（Alenka Zupan?i?）所说，世界末日的问题与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是一样的：结束本身不会结束，我们只是被困在一种奇异的静止状态上。我们所有人都在暗暗期待的，我们一直在想的，都是一件事：它究竟何时会结束？但它不会结束：合理的做法是将持续的传染病看作新时期的一个生态问题——早在2017年，BBC就描绘了我们干预自然会导致的后果：“因为气候变化已封冻数千年的永久冻土正在融化，而冻土的融化会释放出古老的病毒和细菌，它们将结束漫长的休眠，卷土重来。”
“奇点”的最终到来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疫病流行时的这种“没有终点”的观点发生在我们数字化生活的两个方面。一方面，关于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监视资本主义”有很多著述：国家机构和私人企业正在对我们的生活进行全面的数字控制；另一方面，媒体对于人脑与机器的直接连接（“有线人脑”）这一话题很感兴趣。
首先，当我们的大脑连接到机器上时，我们可以通过思考让事情在现实中发生；然后，我的大脑可以直接连接到另一个大脑，这样另一个人就可以直接分享我的经验。推及其极限，有限大脑就能开启发明家雷蒙德·库茲维尔（Ray Kurzweil）所称的“奇点”的前景，即一个类似神的共享全球意识的全球空间。不管这个想法在科学上的地位如何（暂时它是令人怀疑的），很明显，它的实现将影响人类作为有思想、会说话的生物的基本特征。从这个术语的复杂意义上来说，奇点的最终出现将是天启式的，它意味着将与隐藏在我们普通人类存在中的真理的相遇，也就是进入一个新的后人类维度的入口。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已经渐渐接受了电子监视系统的广泛使用。至于精神上的奇点，人性与神性的新的直接统一，一种我们将肉体存在的极限抛诸脑后的极乐，很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无法想象的噩梦。从批判的角度看，很难决定病毒对我们生命的破坏，以及我们在奇点的到来中失去个体性，这两者哪一个更糟糕，哪一个对人类的威胁更大。疫病的流行提醒我们，人类的存在仍然牢牢扎根于肉体本身，这意味着种种危险。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