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春草绿。昨日，北京文艺网一行十余人驱车来到位于京郊的云居寺蝎子山植树，这里生长着针叶松、五角枫、元宝枫、侧柏等各种树种，细小的标志使它们的身世和来历蒙上了一层阔别已久的本然色彩，许多令人难忘的部分从它们的身上分离出来。四月的北京雨意绵绵，转而又被一阵风吹散，景象翘首可望。去年的树苗已经长大成林，几近难于辨认，个中人等在辨别自己手植之树的过程中顾盼流连，某些青翠欲滴的语言不言而喻，当初一代在这里创业的鸟类早已生儿育女，守林人笑容可掬地站在后面，让人肃然起敬，挥锹铲土、扶苗培植之余，对植树育人的历史和未来的低碳生活进行了种种推敲和冥想，于是有了这段与众多报道迥别的叙述，让那些流于形式而枯燥无味的内容消弭于众声喧哗的网页中。

    两千多年前的一场大火绵延几百里，许多树木惨遭罹难，化为灰烬，凄厉的呐喊劈啪作响，生不逢雨，那个名叫介子推的人也葬身火海，与老母相抱死于枯柳树下。许多年后，植树运动蔚然成风。

    传闻西汉政府法定“城郭中宅不树艺者为不毛，出三夫之布”（《汉书》）。北齐隋唐沿袭“自留地”，时称“永业田”，须种榆、枣、桑树（见《新唐书》），免税之举，人心鼓舞。赵匡胤即位，重申后周法令，以种树定民籍五等，第一等种杂树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宋史》）。朱元璋登基颁诏：“栽桑以四年起科。不种桑，出绢一疋。”（《明史》）。

    古人勤于植树，文人墨客更为情切，看破仕途的陶渊明归隐田园门前种五棵柳，自号“五柳先生”；杜甫“平生憩息地，必种数杆竹”。“柳痴”柳宗元被贬柳州，在柳江沿岸广种柳树，——“柳州柳刺史，种树柳江边”（《种柳戏题》），“手植黄柑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官场沉浮中的苏轼任杭州刺史时，修浚西湖，于堤上种树，留下“苏堤春晓”一景。王安石也几度植树留句：“舍南舍北皆种桃，东风一吹数尺高”，“移柳当门何啻王，穿松作径适成三”。

    戎马生涯中，冯玉祥在军中立令：“马啃一树，杖责二十，补栽十株”；他驻兵北京，被誉为“植树将军”；驻兵徐州，留得一首顺口溜：“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

    近代植树节的设立早见于美国内布拉斯加州。一八七二年，该州采纳了一个名叫莫顿的人的建议，把四月十日定为植树节，并于一九三二年发行世上首枚植树节邮票，画面为两个儿童植树。 

（摄影：黄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