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光烈
有些人视学术批评犹如革命时代里的大批判，害怕的要命，恨得要命；也有人以学者做不出节目来为由而不敢对电视节目进行批评。这完全是学术之外，学者之外的误解。广播电视学术研究首先要归位，作者说，批评，首先从我开始。
客：最近学术界、文学界挺活跃，批评满多。你看到了吗?不久前《中华读书报》批评刘心武以名人自居，以为自己有批评豁免权，老虎屁股摸不得，不懂鲁迅，却又拉着鲁迅的大旗做虎皮，吓唬批评他的人。
主：《光明日报》也频频指名道姓地批评，张颐武批评张承志和张炜从“根本上否定普通人的正当的物质要求，站在今天之外的某个超验的点上彻底否定今天”。《光明日报》另有文章批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两处硬伤。
客：都是名人，名人难当啊。不过也有例外，也有批非名人，你看到了吗?也有批你的。
主：看到了，一处是《中华读书报》，张光斗院士写的信，一处是《新民晚报》，杨樽副主席写的文章，都在批我的“知识就是力量”吗?》。名人尚且被批评，何况我们。
客：这些批评都是从报刊上随手拈来的，还有一些。这些热热闹闹的批评使我想起了我们大众传播界学术研究的沉寂。我们这里偶尔有所批评也会引起轩然大波，被批评者甚至可以当众大骂批评者，有的人不敢批评名人，却专门大打出手，批评批评者，更多的人则是写文章、发言只管说好、好、好，批评的话绝不说上在句。
主：情况的确如此。这些情况说明在大众传播界学术研究内部批评还远远没有形成气候。我们大众传播有一个极重要的功能是舆论监督，经常地、公开地批评被称之为“点名”，是舆论的力量，代表社会，可怕得很，长此以往，这种习惯和观念，便使惧怕批评成为-种普遍心态，甚至于在个别人身上养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双重性格：一方面骄横之极不可一世，一方面惧怕批评心理潺弱。这种状态遏制了我们这个系统的媒介批评和学术批评，百家争鸣方针难以顺利开展和贯彻。
客：您这个分析恐怕有道理.但是我想问题也不能单单归结到大众传播界内部，社会风气也是一个原因最近我读到了费振钟的文章，写得很好。经过儿十年的革命斗争的中国人现在特别讲宽容，但费振钟说，宽容的本意应当是对思想自由的维护，是地人类生存状态关注的必然，那是具有独立思想品格的人的事，是极少数在思想上摆脱了狭隘偏见的人的事.但在现代社会里，它却成了中产阶级不分是非的伪善和标榜高尚的招牌。
主：有意思。前天我听电影学院吴迪先生说，过去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现在是“吹捧与自我吹捧”。
客：这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左拉在《我的情悲》里说：“有所憎恶是神圣的事情，它是健康有为力之心灵愤怒的表现，是厌恶平庸和愚蠢的战斗性表示。厌恶，那就是爱，是对自己炙热的灵魂的感受，是对无耻和愚蠢的世事予以蔑视的广泛体验。……如果说今天我有些价值的话，那就是我与众不同，我有所憎恶。”
主：我赞成有所憎恶，社会上和传媒里都有-些应当憎恶的事。就拿历史题材电视剧来说，在“忠于原著的糊涂观念之下，把中国历史土的流氓政治放大之后，不加任何现代评价加以宣扬，难道不应批评吗?这几年帝王将相剧目越来越红，宣扬帝王将相的电视剧成了“一窝峰”，有家电视台曾经打算拍一千集后妃连续剧。在这些电视剧里，除了残暴统治就是阿谀逢承，哪里有点亮色?电视界这种取向和社会土的风气相呼应。这几年大街上以“富豪”、“帝豪”、“皇后”、“总统”之类命名的饭店、商标越来越多.中国人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个活法了，穷久了，受压迫久了的中国百姓做起帝后梦来了，一些历史剧的创作者们乞不是和大街土某些大小老板们睡在一张“龙床”上做美梦吗? [NextPage]
客：啊，这是封建主义文化糟泊回潮。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就尖锐地指出，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民主主义革命是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没有能够完成，如果不切实地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很明显，今天的中国腐败、贿赂、行帮、卖淫、吸毒卷土重来，都证实了邓小平同志的判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每一个时代对历史的阐释都体现出那个时代的价值观，都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我们许多艺术家、出版家，在封建主义沉渣大泛起的时候，却忘记了现代人的“自我”，盲目追求“忠于原著”（对于“忠于原著”是否可取，或如何把握，希望有人研究研究，写篇文章），随波逐流，甚至于推波助澜，这正是我们-些人潜意识里“封建主义思想政治残余”的流露，古人的价值观的糟柏正是这样通过当代人的创作得到了反映。江泽民同志要求我们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样一来，这个任务怎样完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岂不就被扔到“爪哇国”里了吗?自然，现代社会里没有灵魂成了一种流行病，但是作为一个严肃的艺术家，如果如此这般的随波逐流、推波助澜岂不是一种耻辱、一种悲剧吗?当中国老百姓和艺术家争先恐后地奔向“皇宫”的时候，发达国家的政要和阔老们却在争先恐后地把自己打扮成“平民”，面对世界和中国的现实，有识之士不应，当勇敢地拿起批评的武器吗?大众传播是社会的舆论监督力量，但是我们不能只监督别人而不接受社会的监督，社会监督一方面来自法律，一方面来自媒介批评。
主：你这里提到了媒介批评，顾名思义媒介批评应是以媒介为研究对象的批评。不过我认为，在我们大众传播系统里不仅需要媒介批评，同样也需要学术批评。
百家争鸣已是众所周知的党的方针，争鸣之中自然就有学术批评，争鸣也就是学术上的互相批评。我们之所以攻迎百家争鸣，不单单因为它是党的方针，而且还是因为我们相信这样一种观念：认识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必须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的不懈努力p认识又是一个全方位过程，必须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反复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争鸣和批评是常规的武器。学术批评与新闻批评有所不同，新闻批评是社会舆论力量，代表着社会良知，重在迅速判明是非;学术批评当然也应分清是非，但是它不是舆论力量，不完全做道德上的判断，往往如同钱钟书所说的是三五野老商量培养之事，它是-种分析、归纳、检验、证伪、辩驳、争论的过程，是一种诠释、评判和批评的过程，有些问题即使长期“商量培养”下去也难分清是非。学术活动自然也应当追求全面深刻，但是这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世界具有无限的层次，不同的层次具有不同的状态，因此认识总是相对的。想把对象说得钉是钉、铆是铆岂不太也给自己出难题了吗?要求绝对全面深刻等于要求绝对真理的实现，这当然是谎谬的。在《现代传播》今年第一期里我曾经主张允许片面的深刻，这不是在提倡片面性，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的态度。新的学术观点往往是幼稚的，片面性更是难以避免，我们刊物很强调求新，求新就更应当允许片面性的存在。如果一见到一种新观点有什么不是，有什么片面性，就大惊小怪，以为越轨，这无异于要求杏花一落就有甜杏吃，小孩呱呱坠地就去带博士生。生物学家巴甫洛夫说过，要想一下子全知道，就意味着什么也不会知道。学术活动是不断探索的过程，对片面性的允许只是对它出世的允许，当它出世之后又必须不断地纠正片面性。这里学术批评则是完全必要的。不管是不允许片面性的存在，还是不允许学术批评的存在，都是对学术活动的取消；一方面允许片面性的出世，-方面提倡学术批评，两者相辅相成才可能推进学术活动的发展。
客：嗬，到底是办刊物的，说起学术批评来一套一套的，没有白吃饭。
主：犯禁!小心“吹捧与自我吹捧”。说来惭愧，这点想法是刚刚体会出来的。不过，几年来我们一直袭力于“煽风点火”，想发动争鸣和批评，但响应者廖廖，收效甚徽，此情此景常常引为我们的遗憾。今天我们特意提张光斗先生和杨才也先生对我的批评稿件转载在《现代传播》上（排在本文之后），还有，我们还在这一期发表了段京肃先生的论文，其中含有对我的论文《我们将化为"泡沫匀的批评，不过他读得不仔细，我在那篇论文里对“泡沫”有段解释和他批评的意思建一敦的。我们有意把这3把火引进来，想从对我批评开始在《现代传播》上开展学术批评以至于媒介批评。至于我个人，微不足道，站在书橱前往往望洋兴叹，写文章时又常常捉襟见肘，才疏学浅，以十克十，又爱发表种种学术见解，偏颇与错误肯定会有，近来常有惶恐之感。今天有3位先生上门批评，求之不得，我希望更多的人对我的文章进行批评、争鸣。争鸣和批评的意义不在于分清谁是谁非，而在于它所营造出来的学术空气和学术风格，所体现出来的多种研究方法，所开拓出来的追求真理的开阔视野和较为全面、深刻约成果。如果将来我的观点被驳倒，更不用说被修正了，我想我不会脸红。
客:你们这样做是不是想树立“学院派”形象?
主：今年我们打出了“学院派”旗号，既是一种自策的表示，又是一种自立的努力。我们还不敢妄称“学院派”，我们还正在摸索“学院派”之门。在通向“学院派”的道路土，肯定会有许许多多的幼稚，但是我们始终要保持一种批评态势，不当谦谦君子，在种种批评中修正甚至纠正我们的观点和方法。我们不能不承认这种命运，在我们这个系统中学术研究是最不受重视的。这是与我们的学术活动总是跟在媒介后面说好话而不敢大胆进行批评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这是我们学术活动没有尽到自己的社会责任、不能自立的必然结果。传播系统学院派的学术活动的社会责任应当是媒介批评和学术批评，其最终目的是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学院派”的学术活动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对宠影响最大的是大众传播活动，但是作为一个系统它必须具有构成这个系统的特征，只会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路必须取消自己作为系统的资格，其意义自然也就无从发挥，存在的价值也就成7问题。没有社会责任的履行，也就没有社会地位的获得，虽存犹亡。走“学院派”道路，大胆而又实事求是地进行媒介批评和学术批评，是我们的社会责任。到头来我们的成绩也许廖廖，但是我们可以说，我们努力了，我们争取了，我们寻求和厦衍了我们的社会责任，我们没有白吃“皇粮”。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