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帕斯称长诗的写作“结合了平直与奇异”。尽管 “平直”和“奇异”肯定因不同的诗人而异，但这两个词语的组合仍然指出了一种格局。在《诗歌与现代性》中，奥·帕斯——一位有些被遗忘的文论家和诗学思想家——回顾了“长诗”的流变与样本，今天，如果“长诗”这一体裁的意义确实需要被重新讨论，也许我们不用立刻越出奥·帕斯梳理的范围。

诗人们仍在不断写出不同立意和面貌的长诗。如果“长诗”的写作成了特权性的——比如被视为一小部分“重要诗人”对其“重要性”的主动自我确立（尽管文本可能并不够出色因此并不“重要”），而不具有同等身份的诗人写作“长诗”则是欲望和僭越，这种看法的批评价值会是非常有限的，其局限可能主要在于无实践性的（或体制化的）对待现象而非理解现场，而现场在不断被创作者改变。

小说家写作长篇小说、作曲家创作交响乐好像更为顺理成章。但诗人们写作具有一定内容计划和篇幅的“长诗”，则在动机与合法性方面尤其被要求给出特别的回答。当代中文诗关于“长诗”最重要、也最为人忽视的表述可能仍然来自海子。海子表述中的两个关键词是“真理”与“行动”。如果“真理”不继续被等同于绝对主义，并且在参考了例如伯纳德·威廉斯、恩斯特·布洛赫这些哲学家的论述后，“真理”仍然可以被较为宽广积极地对待，真理维度带给写作实践的希望为何？如果丧失真理维度，我们可能也就失去了创造与抵抗的前线品质。同时，“行动”的生成和实践现场正在剧烈变化，海子式的文学“行动”——重读它有助于我们回顾来源和重识写作的起点、但也可能带给诗人们一种文学封闭性——与当代实践现场的关系为何？怎样的“行动”正在当代中国发生？我们在写作中揭示的（如果不仅仅是所讨论的）“行动”怎样并不停步于文学封闭性——或者如荷尔德林所言“只是反应”——而是向真理维度敞开的、与旧知识结构之间的实践性分裂？今天，“写作的艺术”（以及“诗艺”）具有不同于福楼拜时代（以及亚里斯多德时代）的尽管边缘化、但也许更加复杂和剧烈的意义，如果把“长诗”视为写作实践的前线，这一体裁对于写作的未来的意义为何？

 以上是“长诗”这一栏目动机的简略说明。不论有多少文本可以回应以上关切，我们的首要原则，仍是希望容纳那些正在深化和完成、但未必立刻符合某一原则的写作实践。

                                                                                                          ——王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