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平

    为创作超前巨著城里人变成乡下人

    前不久国内一家著名的商业报刊刊登了《画家购农村房 时隔５年卖主反悔》（上海商报 2008、09、10刊）一文，为搜狐网、北京文艺网、北青网、新民网、东方艺术在线网等10多家网络转载，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注。

    人们追问，文中这位画家怎么会抛弃那么好的上海市级机关干部职务、又卖掉上海市区自己的住房去投入创作，最终又从城里人变身乡下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诱惑让他作出如此超出常规的举动？笔者就此专门作了采访，了解了这位艺术家充满悲壮色彩的感人故事。

    受时间挤压，辞去公职，只为创作超前巨著

    吉先生早年对画画特别有兴趣。小学时正逢文革，没有人教就能在纸上画象毛主席像，他的画被用作为宣传品，他本人被人们称为画画大王。

    中学毕业时他也因画画出色，被部队招收作为文艺兵入伍。在那个文革的年代里，中学毕业没有了考大学，有的是统一分配。当时许多中学生都被直接分配到农村、农场务农，能入选去参军成为分配中最优越的待遇。然而参军中能成为文艺兵，其稀罕程度不亚于如今考入博士研究生。一个区里有几十所中学，全区只有3个人入选文艺兵。吉先生入伍后，参加了军队里大量的绘画创作，作品数次入选大军区和省市级画展，得到军队首长好评。

    后来他在写作上又遇到了济南军区知名军旅作家李延国等人，这又激发了他写作上的兴趣。首次写作他便写出表现军队生活的数万字文学作品。部队负责文学管理的首长见他有这方面才能，有意培养他写作。而负责美术管理的首长认为他最早是作为美术专长的文艺兵应招入伍的，还是坚持让他画画了。但从此他开始涉足文学创作了。

    吉先生从军队退役归来，长期担任基层、公司和局级单位的文化宣传工作。整天忙于单位的事务性工作，难于抽出时间搞艺术创作。但他仍不放弃美术和文学创作。业余时间来不及搞创作，于是他常常彻夜不眠，画画和写作到凌晨。他的绘画作品继续入选各级画展，并获得过大奖。文学作品也同样得过奖。

    在此期间吉先生对文学反映生活广阔性强的兴趣与日俱增。渐渐地他感到文学比绘画能更广阔的表现生活。于是增加了对文学的钻研，大量阅读文学名作，研究写作技法，并且不断练笔写作。他的习作一经写出便得到名家和同行的好评，
上海的作家沈善增认为他写作上很有灵性。

    1990年里有一天，他忽然感到，尽管中国当代己经出现不少文学名著，比如巴金、老舍和曹禺等名家的著作，但是为什么当代中国没有出现那种规模浩大的多卷本的史诗式作品，那种影响广大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史诗式长篇巨著？比如俄罗斯的《静静的顿河》，美国的《飘》，日本的《阿信》那样的系列长篇史诗性著作。而我们中国当代社会变革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完全是可以产生那样的大作品的时代。没有那种作品，我们国家的文学实在没有份量。从此他立下了大志：自己要在有生之年来完成这一任务，决心创作出这种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多卷本史诗式长篇巨著，为社会作出一份自己的贡献。

    同时他又产生了一个新的念头。自己最早是学画画的，在画画上也己小有成就，画画也不能放弃。画画和小说二者都是表现生活的，一个是表现感动人的瞬间情景，一个是表现感动人全程故事。两者完全可以融合起来，在当今创新成为社会潮流的时代，没什么不可以的。而且创新更使自己的作品会有不同于他人的特色。于是他重新定位自己的多卷本史诗创作作品―――创作出融合绘画和小说的新体裁系列长篇巨著。长篇作品中共有上百个重要人物，每个重要人物都有一幅肖象画；作品又有大量动人场景，每个动人场景同样也都有一幅场景画，这些画都由他自己来画。

    此后10几年里，他成了一个创作上的有心人。他围绕自己的创作目标，阅读和研究了大量文学名著，有些文名著都被他翻烂了好几本。他观摩了大量影视作品，他能在黑灯瞎火的电影院里，凭手感在本子上用笔记录下整个电影故事和观感。回到家里，再研究这些电影情节的技巧。他还大量收集创作素材，多年来收集的素材可以装成几麻袋。他还探索了东西方绘画的融合，尝试了新的绘画风格。这其中他到处求师访友，克服了种种意想不到的难题。

    渐渐地他的史诗式作品的框架己经初步构成。在进入具体动笔时，经过计算他突然发现这部史诗式作品需要写300多万字才能完成。这是一部超出中外文学史上所有史诗式作品规模的长篇巨著。《静静的顿河》四部写了150多万字，《飘》三部也写了一百万字多，而《阿信》的小说原著字数也并不多。

    他这样的300多万字的作品写下去规模太大了，真正写成全部作品将需要很长时间。完成这部作品在时间上好象看不到尽头。他翻来复去思考，并与好友商讨。有朋友说，你能写就写出来，别缩小，我们国内正缺少优秀的大规模的作品。你能写长就写长，表现一个丰富的社会没有什么不好。也有朋友说，你那么多字数写出来太耗时间和精力，还不写一部浓缩的史诗式作品。比如著名作家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字数只有5、60万字，但人家也写成了史诗式作品。吉先生经过反复思考，选择了后者，虽然后者是挑战前人的，难度会很大。但他认为后人应该要有超过前人的志气，虽然这样要付出很多，但也是值得的。

    框架好了，素材有了。于是他开始了进入写作。他白天忙于紧张的单位工作，只能用晚上写作。白天上班的工作己经够忙得了，到了家里己经疲惫不堪。但他还是坚持写作。他常常写到深夜，人累得拿着笔就睡着了，连电灯也一夜不关，房间里彻夜通明。有一次他写着写着靠在椅子上睡着了，灯也没关。凌晨时份，地区治安警察发现己是后半夜了，新村里怎么还有一间房里灯火通明，里面却也没人打麻将，不知道在里面在干什么。于是敲门进来检查治安，他醒了以后出示了身份证。警察目顾四处，查看了房间的角角落落，发现没有任何异常而后抱谦地退出他家。

    虽然这样写作很累，进展很慢，但他仍然这样地坚持天天熬到深夜的业余写作，大有不拼到底死不休的精神。他硬撑着这样坚持下去写，结果生了一场重病，半个月才恢复过来。他这样写了一年，结果只完成了计划的很少部分，预定一年的写作计划泡汤了。这样的写作己经无法坚持下去，他认输了，决定放弃了这样的写作方法。他再一次遭受到了重创。但是他并没有退却，反而继续迎难而上，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熟读了古典文学名著的他，想到了那些名著的作者们是如何创作出作品的故事。《静静的顿河》作者肖洛霍夫，年青时就从游击队组织上退出，回到家乡一心创作，才完成他的巨著。《飘》的作者玛格丽特密西尔，也是年近中年时从报社记者位子上辞职，回到家里专事写作，才完成她的巨著。看来自己也要走这条路了，虽然这条路是充满了经济危机的风险。同时他也感到自己年令也大了，己经年届不惑。要是不抓紧时间去创作，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无法完成了。

    于是他经过长时间思考，迈上一条风险之路：2002年初，他向单位提出辞呈。单位领导和同事很吃惊，吉先生竟然在担任市级机关干部的事业上辉煌时刻提出辞退，领导和同事们都挽留他。家人也反对他，说好好的市级机关工作待遇放弃了多可惜。妻子也反对他，说人家研究生要进市级机关也进不了，你就这么随随便便地辞掉了太可惜。而他执著不改，毅然决然地辞去了公职，回到了家里。

    受商业化挤压，卖出住房，只为确保投入艺术创作

    他辞职以后一头扎进入艺术创作。继续不断地写大纲，搜集素材，访问他人。这期间他用了近一年时间，访问了上百名老同学和老同事。老同学老同事中，有的是做大官的，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跟他谈。有的是下岗职工，天天白天陪他聊天。有的在上层建筑，津津有味地讲述自己的奋斗经历。有的从黑社会走出来，几天几夜地向他讲述自己的失败的痛苦。他从中了解了当今社会的世态百相，为自己的长篇史诗巨著丰富了素材。

    为了配合作品中的绘画创作，2002年7月他又在上海郊区奉贤区四团镇，与农民王女士夫妇签约，以6.5万元买下一处3上3下的闲置农村房屋。他在该房屋中居住和办绘画工作室，并在该房屋中举办过绘画展览会，并借此与当地书画艺术爱好者交流。

    他还去外地大量收集创作素材，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他不是去游玩。他每到一地不是拍照，就是记笔记。带回家大包小包的不是土产特产，而是大量的照片和笔记，这些旁人认为没啥意思的“土特产”。

    一方面他走南闯北投入很大，另一方面他辞退公职没有了收入来源，入不敷出，经济条件大幅下降，并欠下了债务。他全心沉浸于此，妻子一直不理解他的举动。妻子认为人生不应该这么艰苦，人生要好好享受生活。妻子无法理解他一次次放弃优越生活条件的行为。后来双方越走越远，最终于2003年分手。

    与妻子分离以后，他一个人坚持在艺术创作的道路上走下去。他对这部大规模作品的结构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期间，他诚多次登门请教了上海一流的大作家、大画家，认真根据大家们的意见修改。每次修改都是动大手术，一改就是数月或半年，仅大纲就改了10几遍，用去了3、4年，耗费了大量的时光、精力和财力。但他毫不灰心，一次次无怨无悔地去修改。

    在持续的创作中，他的经济渐渐不能支撑。2004年，吉先生下狠心以50万元卖掉了他在市区里的唯一的一间旧房，还掉欠帐后继续再投入创作中。至于生活居住，他想反正己经在前年购买了奉贤乡下的宽畅的农村房，这处住房反正能满足居住和做画室使用了。只要完成自己的长篇巨著就行了，其它一切都是次要的。

    事实上卖去市区里的住房，对吉先生的生活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早些时候他还常在市区里父母家30平米的旧房里挤挤，后来自己还要在房内画画实在挤不下了，他就搬到乡下农村房里来住了，做起了乡下人。

    在农村生活，果然生活条件与城市相差太大了。举目四面八方都是一片农田，村里房子都是过时的简陋式样，就连30年前的城里的房子也不如。电影院，图书馆，歌厅，舞厅，咖啡厅，大商店，大买场，全都连影子也看不见。只有在10公里开外的镇上，才有一些相当于城市里30年前的小商店和设施简陋的小型娱乐场所。购买一些鸡鸭鱼肉之类的食品也都得跑到镇上才能买到。一到晚上8点以后，家家熄灭了灯火，四周一边漆黑。与灯火通明霓虹闪烁的夜上海大城市相比，这里几乎连第三世界也不如。对于在大城市里生活了几十年的吉先生来说，农村的生活确实艰苦和枯燥乏味之极。

    在城市化进程中，成千上万的农村人来到了城市，在城市里打工，创收，乃至于留在了城市。他们从乡下人变成了城里人，不同程度地提升了自己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而吉先生却与之相反，在城市化进程中，从城市里走到了农村，由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降低了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水准。这和他选择了从事纯文学和纯艺术的道路有关。在我国国际化、商品化、城市化的经济大潮中，纯文学纯艺术遭遇了商品化中不良倾向的挤压。坚持走纯文学纯艺术道路的艺术家，绝大多数人都在生活上降落到了低层。他们收入微薄，或每年只卖出一二张低价画作，或每年只发表几篇中短篇小说，每年的收入常常连万元都不到。全年颗粒无收也大有人在。他们形成了当今的弱势知识分子群体。吉先生身边有不少这样坚持纯文学纯艺术创作的艺术家弱势群体，他自己正是这样的弱热知识分子群体成员的典型。

    吉先生的老师是国内影视界的一位知名前辈，吉先生曾就自己的这部超前规模的纯文学纯艺术长篇巨著的创作，多次请教他指点。他认为吉先生的这部作品写出来会是一部有思想有特色的好作品好故事，但是应该先听听出版部门的意见，别到时候写出来没处出版，白费了劳动力。吉先生也曾请教过著名作家和和教授王小珏，王小珏说了你这是一部命运小说值得一写。吉先生后来还请教了著名作家王小鹰，王小鹰说你这部作品是又大跨度时代变迁写人物命运的小说，写好了是有较高文学价值的创作。就作品中画画方面，吉生生请教了居住在上海的国内油画名家前任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王吉音，王吉音说你这种文图合一的新体裁是有创新的，值得去搞。同时他还建议吉先生创作中图的概念可以广一些，可以再结合进一些老照片，这样可以更加表现出社会生活的真实感。

    艺术大家认可了他的创作，他想可以自己先创作出一、二部出版，这样也可以获得稿费，有了经济来源可以支持下一部的创作。但当他跑了5、6家出版社，得到的是同样意思的回答：你这类书是属于纯文学范畴，销路不好销量上不去，弄得不好会亏本，我们出不了。果然情况被他老师所言中，写了出版不了。那还写不写呢？是不是激流勇退了呢？

    吉先生想如果自己改变道路，去创作商业化很强的作品，其结果会比纯文学纯艺术的图书容易出版得多，会获得不错的经济效益；但却会让自己正年富力强的时间消耗殆尽，最终一生的创作理想完全泡汤。吉先生最终决定这部超前规模的长篇还是写下去，经济上只要能够有吃的有住的就行了，创作一定要坚持下去，决不能后退。

    他的朋友开办了实用美术类的环境艺术装璜公司，专门为大机关、大公司装饰内部环境画油画，每年利润也颇为可观。朋友邀请他入股共同运作公司，他婉言回断了。他还是选择了虽然艰苦但更有意义的纯艺术纯文学创作。他认为这是填补艺术创作空白的事业，这是为社会作更大贡献的事业。虽然艰苦，从城里人变成了乡下人。但他认了，他要在这条路上走到底。

    他的心中有着理想之光照亮着，没有被农村的艰苦和枯燥所压倒。他每天一个人坐在简陋的农村房里或面壁画画，或面对电脑打字。他的创作正在按逐步推进着。每当白天他进入工作时，他都把大门栓上。农村的朋友们知道这是他在工作的信号，他们都不来敲他的门。到了傍晚他完成了工作，就会把门打开。农村朋友们知道他的活做完了，就进门来和他聊天。除了外出各地写生、调查收集素材，他都回到这个艰苦的第三世界来埋头创作。因为他在这里走着自己的创作路，所以这里的艰苦生活变成了幸福的生活，这里的极其枯燥的文化生活变成了丰富的文化生活。

    受经济动荡挤压，过最底层生活，只为实现艺术理想

    吉先生辞职6年来，他一直没有经济上的收入来源。按通常的说法，他连续6年处于失业状态，生活上的艰苦可想而知。下岗工人、待退人员每月还有最低生活保障费，他连这点收入也没有，处于比下岗工人待人员更贫困的境地。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辞职回家搞创作会，经济上会落到与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为伍，而且还不如的境地。他只有靠家人的接济艰难度日。

    近年来我国经济受国际经济影响，通货澎涨严重，生活消费品价格暴涨。吉先生这样的弱势文人群体受到了更大的打击，他只好勒紧裤带过日子。辞职6年来他从未添购过新衣服、新鞋子。每逢过年过节或换季时，兄妹们悄悄地为他买来新衣服新皮鞋，就连皮带也为他买来了。退休工人的父母也帮助他一些，他将这些当作债务记在心里，将来他一定要还的。朋友说你如果经济上有困难，你开口我会支持你。但他不肯接受朋友的经济支持，他不愿去给别人添麻烦。

    他过去机关里的老同事中，好的现在拿着至少十几万年薪，吃用是高档的，住着闹市区三房，出行还有自备车；差的月薪也有七、八千，出门随便打的，吃饭随便上馆子，穿衣随便买名牌。吉先生不要说与好的老同事比了，就是与差的老同事比，也没法比了。老同事们那种生活方式，对于他来说好象己经愰若隔世了。他己落到了与下岗工人一样的社会最低层次里了。他己经不再去见过去的老同事了，尽管他们没有忘记他。

    父母常对他说，过去你在单位里不下来就好了，现在机关干部工资很高，都拿10几万20几万年薪，生活一点也不愁。但他毫不改变也毫无悔意，仍然一心坚持自己的选定的艰苦而有意义的道路走下去。他想要是仍在单位工作，就肯定无法完成那部融合绘画的300多万字的超前长篇作品了。如果等到退休以后再来创作这部作品，也难有精力来完成这样大规模的作品了，只能这样坚定地走下去了。

    他的父母亲年令己大，他看到自己由于追求的工作规模太大，难以早日见效，无法报孝父母，时常深感内疚。好在兄妹们在事业上都比较成功，他们对父母尽孝很到位，不断给父母带来各种吃的和用的，还常常带他们外出旅游。他在心里默默地表示，以后他一定会补上的。

    父母也劝他，不要再奋斗了，这样太苦了。你这种创作工作量大，时间又长，一直看不到头。父母劝他写些短小的书，或写一阶段就别写了。他表示不可能不干，他说我放弃了那么多难道只为这样的目标？

    父母亲也不放心他这样下去今后经济上怎么办。专门与他谈话，问他你到底要写要画到什么时候为止？他回答说，写作到什么时候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部大规模作品我是一定要写完的，哪怕写到老也要写完。父母说，那你没有退休的时候了？他回答说，是的。父母又问，你成功了以后到底是什么样子？他说，我的创作要是真的成功了，社会是不会亏待我的。

    吉先生在执著追求的过程中也不全都是艰苦没有欢乐，他也看到了曙光。他的绘画作品受到上海一流画家的称赞，认为有个性，找到了自己的艺术语言。他完成的文稿己经约150万字，写出的部分文学作品，也得到了上海一流专家的好评，认为很有创意，应该继续写下去。

    正当此时，他又遇到了新的困难。6年前最近卖房给他的农民反悔了，向法院起诉要求收回房屋。上海一中院终审判决吉先生返还房屋，农民退还原购房款。

    他所遇到的情况与不久前媒体广为关注的“北京画家房讼案”如出同一版本。北京画家村房讼案当事人北京画家李玉兰，也于2002年在北京郊区以4.5万元买下一套农村房，而后也卖掉了它处的住房，将此房作为居住用房和画室使用。也是在5年之后的2007年，卖房人农民李玉兰告上法庭，要求收回房屋退还购房款。北京二中院终审判定画家李玉兰房返还房屋，卖房人退回原购房款。

    两位画家被判收回房屋以后，以退还的6年前的购房款，己经买不起6年来上涨4、5倍的住房了，都面临无家可归困境，损失巨大。然而法律是公正的，北京二中院对李玉兰房讼案的判决虽然判定农民收回房屋，但也为公平合理解决李玉兰失去住房的困境和巨大的经济损失，留下了光明的尾巴。北京二中院明确了李玉兰可另行主张赔偿；并明确赔偿数额标准――即全面评估房和的现价，由造成信赖利益损失的反悔方卖房人承担主要过错赔偿责任。据此赔偿标准，李玉兰将可获得4、50万元赔偿额，将能够购买得起现房居住，李玉兰住房的危机可望得到解决。

    而目前上海一中院对吉先生房讼案判定农民收回房屋退回原购房款的同时，也明确告知他对所受的损失可以另行主张赔偿，但赔偿标准并不明确。吉先生能否获得与李玉兰相近似的补偿标准得己重置新房，解决失去住房困境，还没有明确答案。上海奉贤区法院奉城法庭对于这起“北京画家村房屋讼案”上海版的赔偿案例日前己开庭，正在审慎审理这一案件。吉先生期望能闯过这一道生活和创作中新的难关。

    周平 2008、09、19

   (编辑：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