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让大卫·盖伦森(David Galenson)说出20世纪最伟大的一件艺术作品，他毫不犹豫的回答是《阿维农的少女》(Les Demoiselles d´Avignon)，这是毕加索1907年的一幅绘画作品。他同样可以很肯定地告诉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名等等等等。

　　他对于排名的自信并不是来自于一堆艺术史的研究报告(虽然他确实阅读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毕竟盖伦森是一个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他最早专攻殖民时期的美国。但是，在过去的10年，他把注意力转向了艺术家与创意，因为他确信，经济学分析中的方法同样也能解释在过去100多年里伟大的艺术家。他的统计法把人们领进了他所说的对20世纪艺术全新的诠释，而且他确信艺术史学家肯定会憎恨这种诠释。这个方法部分基于一件艺术作品的图片在课本中出现的频率。

　　“在艺术史上，数量几乎已经全部不见了。”他说道，“艺术史学家憎恨市场。”

　　对盖伦森来说，市场使得艺术在20世纪与其它时期变得完全不同。早期的艺术家一般是为了来自宫廷或者教堂的有钱的顾客创作作品，这使得艺术成为了垄断。而只有在20世纪，艺术才走进了市场成为了商品，就像是一块黄油或者是一个爱马仕的包。而在这个系统中，他说，打破陈规成为了最宝贵的特征。最大的回报给予了经常改变风格以及发明风格的观念革新者。第一次，一件艺术作品背后的想法变得比这件物体本身更为重要。

　　当然，经济学家此前就已经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艺术世界。托尔斯坦·凡勃仑(Thorstein Veblen)在他1899年的经典著作《有闲阶级论》(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中就讨论了那些新富起来的人们如何把所有东西，包括艺术，转变成奢侈性消费中的元素。但是，总体来说，关于艺术的经济学理论相对来说还是很少。哈佛经济学家理查德·凯夫斯(Richard Caves)在他2000年出版的《创意产业》一书的前言中说道，他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想法，但是“(我)觉得最好把这个想法延缓到我专业认真程度的名声可以在风险中处理得更好的时候再说。”

　　盖伦森的创意理论部分基于对拍卖价格的检查。有人对他的方式很认同，认为他这是一个突破点，而今年春天，他被授予古根海姆学术奖金，用以继续他的研究。然而，有人发现该作品有误解。维克托·金斯伯格(Victor Ginsburgh)是欧洲经济学与统计学高级研究中心(ECARES)的一名经济学家，他认为观念主义者与实验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很模糊。但是，最困扰盖伦森的是艺术专家们对他的不认同。在他即将出版的书中，他写道：“(他们)几乎一直拒绝认同数理方法可以在他们所从事的领域中起到的价值。”

　　他打算在这本书中进一步推动他的理论，这将把上世纪整个世纪的艺术包含在其中。由于大部分重要的独立作品很少，如果有过的话，进入到市场中，他决定用艺术史教科书来评估每一件作品。他把他找到的1990年到2005年出版的33本教科书中每一件作品的图片出现的次数罗列出来，假定最重要的作品出现的次数最多。

　　“重要的艺术家是创新者，他们的作品改变了后来人的做法，”盖伦森在他的书中说道。“这种改变越大，这个艺术家就越伟大。”

　　《少女》排在第一位，图片出现了28次。佛拉迪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的一个纪念塔模型的平面图《第三国际纪念碑》(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排在第二位，出现了25次。由罗伯特·史密森(RobertSmithson)在1970年在犹他州的大盐湖里建的大型地景作品《螺旋形防波堤》(Spiral Jetty)排在第三位，出现了23次，紧随其后的是理查德·汉密尔顿(Richard Hamilton)《是什么使今天的家庭如此独特、如此具有魅力?》这是一张1956年的拼贴画，被广泛认为是第一张现代艺术作品，出现了22次。乌姆伯托·波丘尼(UmbertoBoccioni)1913年的青铜雕塑《空间中连续性的形式》(Unique Forms of Continuity in Space)和毕加索的《格尔尼卡》(Guernica)(1937)并列出现了21次。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1912年的作品《喷泉》(Fountain)，一个白色的尿壶，出现18次排在第七位，而他1912年的绘画《走下楼梯的裸女，2号》(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 No. 2)出现16次排在第八。

　　这些观念创新者中的一部分，比如汉密尔顿、波丘尼和塔特林，都昙花一现的奇葩，他承认;他们都取得了一个突破点，即使他们并没有排在最好的艺术家中间。

　　“艺术家的经济概念对艺术史学家来说十分有趣，他们必须抓住这些概念，”当人们向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荣誉主管长约翰·艾尔德菲尔德(John Elderfield)描述盖伦森的理论时，他如是说。“这些是我们所说的现代艺术历史上的作品。他们就像是里程碑，而这就已经足够了。”但是他警告说，这个方法只能走这么远。“现在正涌现出很多很伟大的作品，而这些是统计学上不能简化的。”

　　在很难但是也很普及的科学领域，引用别人文章的数量是测量一个思想家重要性的一个标准。格雷、拉什顿还有其他的经济学家如《价值120万美元的鲨鱼》(The $12 Million Stuffed Shark)的作者多恩·汤普森(Don Thompson)，都普遍认为对图片的计算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但是艾尔德菲尔德说，正如关于一个新展览的决定基于已经展出过的物品，教科书重现此前已经被使用过的形象。“这便成了一个自我辩护的系统，”他说。艾尔德菲尔德补充道，那些著名的还有容易被接受的作品重新出现的频率会更高。《少女》这张作品在1939年现代艺术博物馆把它从晦涩解释为高雅时得到了不少的关注，埃尔德给尔德说，而　　毕加索1908年的画作《三个女人》(ThreeWomen)其时正被俄罗斯圣彼得堡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Hermitage Museum)收藏，直到1970年西方国家的人才有机会接触到。在那之前，没有艺术的书籍上有《三个女人》的图片，他说道，虽然现在这件作品很频繁的被重新展现出来。

　　亚瑟·丹托(Arthur Danto)是《国家报》(The Nation)的一个艺术批评家，同时也是一本关于艺术的书的作者，他说，教科书随着潮流而改变，也影响到了教科书和插图。

　　关于排名，艾尔德菲尔德说：“坦白的说，这很荒谬。”当别人强迫他列出他脑子里面的一个名单时，他说他会包括《少女》和《喷泉》，但是会加入马蒂斯(Matisse)《红色画室》(Red Studio)、塞尚的《浴者》(Bathers)、马列维奇(Malevich)的《白色上的白色》(White on White)(“一件十分极端的作品，”他说)、米罗(Miró)的《世界的诞生》(Birth of the World)，一幅巨大的波洛克泼墨画，还有沃霍尔(Warhol)的玛丽莲·梦露系列、蒙德里安(Mondrian)的《百老汇爵士乐》(Broadway Boogie Woogie)，以及贾斯珀·约翰斯的美国国旗。

　　丹托对于盖伦森的名单说：“除了是通告，我不把这个方法看作任何东西。对我来说，图片出现的频率并不能真正解释是什么的一个想法很好。沿着这条路，你必须在某个地方找到这一切为何如此有趣的原因。”

　（实习编辑：许晶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