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FRANCOIS GUILLOT， AFP/GETTY IMAGES

　　1月上旬，受命负责修复巴黎圣母院的法国将军让-路易·乔治林证实了一条糟糕的消息：去年4月那场灾难性的大火摧毁了教堂塔尖、屋顶和部分拱顶，9个月之后，我们仍然无法确定教堂的命运。“圣母院仍处于危急状态，”乔治林告诉法国电视台CNews。

　　圣诞节时，民众没能在这个备受喜爱的国家象征里举行圣诞弥撒，装饰华丽的西立面外的公共广场上也没有摆放圣诞树。节日就这样过去了。我（指本文作者Philip Kennicott）10月经过那里，看到这座宏伟的教堂禁止游客入内也不由得为之心痛。作家西莱尔·贝洛克曾将巴黎圣母院比作一位女族长，她虽沉默寡言，众人却能心照不宣地感受到那份熟悉的威严。如今，她不只是沉默寡言，而是一言不发了。

　　去年12月，由乔治林领导的公共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显而易见，在如何修复大教堂这个问题上，法国人仍未达成共识。几周之前，法国国家古迹中心首席建筑师菲利普·维伦纽夫在一次公开采访中说，他宁愿辞职，也不会像总统马克龙提议的那样在大教堂顶上建一座现代尖塔。而乔治林对此的回应是喊话让他“闭嘴”。

　　尽管在法国，公众对建筑和保护的讨论并非不合时宜，但这样的言论还是引发了国际轰动。

1947年春天的第一个周日，巴黎圣母院所在的西堤岛附近，巴黎人在塞纳河畔钓鱼 图片来源：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这种争论很典型，”法国文化部遗产总司司长菲利普·巴尔巴去年秋天接受采访时说，“我们是通过分析建筑的历史背景来尽可能还原，还是尝试做一些更有创意的东西？”巴尔巴举了卢浮宫玻璃金字塔的例子来说明后者，贝聿铭的这个设计就是在城市极其神圣的文化场所中心引入了现代主义元素。

　　变化也已经成为经典。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尤其是在13世纪中叶建筑主体完成后，巴黎圣母院的建筑风格基本没有什么变化，但它在历史上也曾经历过重大改变。法国，还有世界上很多其他国家都在期待着这座宏伟的大教堂会变成什么样子，很显然，最终的结果将会是一个混合体：历史混同着想象，12世纪融合着21世纪，艺术和文学作品中的虚构建筑掺杂着一堆被建了又重建长达九个世纪的石块。

　　巴黎圣母院位于巴黎古城区的中心——塞纳河上的一个小岛。大教堂诞生前的几个世纪，这里一直是人们举行宗教仪式的地方。1160年，一位杰出的官员——莫里斯·德·萨利当选巴黎主教，随即开始计划修建一座大型教堂，用以纪念圣母玛利亚。

12世纪的巴黎

　　为了给圣母院腾出空间，其他建筑，包括圣艾蒂安大教堂，都被逐渐拆除了。圣母院于1163年奠基，国王路易七世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都出席了仪式，第一个主要的建设期也由此拉开序幕。到1182年，教堂唱诗班坐席的大部分工程都已完工，标志性的飞扶壁支撑着高高的墙壁和屋顶。唱诗班坐席是教堂礼拜仪式的核心，后来只供神职人员使用。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中殿工程将教堂的中轴不断向西延伸。直到1220年，大教堂早期的基本形态大体完工。

　　从13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巴黎圣母院的许多部分又被重新改造，以求更符合当时的建筑品味。西侧的两座塔楼就是在当时修建完成的，中殿和耳堂的交汇处还增加了一个尖顶。原始建筑的最后一个主要修建阶段结束于14世纪中期，距离教堂开始修建已有150多年了。

　　在18世纪晚期，人们为防止原先的尖顶腐烂倒塌，便将其拆除了。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圣母院都是没有尖顶的。后来一项长达20年的大规模翻修工程启动，尤金·伊曼纽尔·维奥莱特-勒杜克设计的尖塔于1859年被加了进来。在接下来的160年里，修葺工程仍在继续。

　　巴黎圣母院经过几个世纪的修复和重建，已经出现了许多争议的声音。就在法国大革命前不久，圣母院被刷成了白色，一位著名的批评家抱怨说，这座宏伟的建筑已经“失去了它那庄严的色彩，失去了它那令人肃然起敬的壮丽黑暗”。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几十年间的零星维护、使用，再加上修复工作中偶尔会出现的偏差，使得这座教堂几乎是被彻底“重建”了，很多历史学家都把它当作19世纪的教堂，而不是中世纪教堂。

　　事实上，13世纪的一场大火促成了一次极其重要的改造，这场大火与2019年的大火十分相似，都发生在拱顶上方的屋顶空间内。究竟是那场大火迫使教堂的管理人员不得不重建，还是他们为了更新建筑以火灾作为借口，真相尚不得而知，但这次重建带来了很大的变化。

2016年7月，游客正在参观巴黎圣母院。法国总统马克龙可能就是决定圣母院下一个新形式的人，尽管还不清楚他会在多大程度上听从专家、传统派、天主教会和保护主义者的意见  图片来源：Matthieu Alexandre/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索邦大学的丹妮·桑德隆和瓦萨学院已故的安德鲁·塔隆曾在2019年大火前对巴黎圣母院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激光测量，他们即将出版的关于巴黎圣母院的新书也部分基于这次测量，书中写道，“巴黎圣母院仅仅存在了60年左右，就已经风光不再。”13世纪的法国，众人正在建造新的大教堂，老教堂都被拆除或重建了，改造成更高耸、更轻盈、更纵向延伸的样式，以纳入更多光线，仿佛教堂的四壁是抻开的玻璃窗帘，而不是笨重的石柱。在这样的风格趋势下，圣母院的天窗加大了，屋顶也改了，还重建了飞扶壁，虽然教堂改造得更时髦了，但依旧保持着相对较暗的光线。

　　第二次彻底改造可以追溯到1831年，当时维克多·雨果出版了《巴黎圣母院》。这本以15世纪为背景的小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个讲述爱、欲望与背叛的故事中，圣母院本身就是一个主要角色。雨果想通过这部小说激发人们对法国的哥特式建筑和中世纪建筑遗产的兴趣，他成功了。巴黎圣母院当时处于严重的失修状态，却因这部小说再一次被人发现，人们成立了多个政府委员会来帮助国家解决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古迹保护问题。

　　修复巴黎圣母院的项目迫在眉睫，尤金·伊曼纽尔·维奥莱特-勒杜克就是当时负责修复的两位建筑师之一，他开始全面改造大教堂，也因此引发了不少争议。在巴黎圣母院的历史上，或许没有人比维奥莱特-勒杜克更了解它——它的古怪之处，还有结构上的怪癖和弱点，也没有人比他更强烈地厌恶早期的翻修，那些翻修改变了建筑物原本的哥特式设计。维奥莱特-勒杜克对修复的定义更像是当代戏剧导演对古老剧本的处理，“修复一座建筑，”他写道，“不是进行维护、维修，也不是把它重做一遍，而是要把它重新建成一种在当时可能从未出现过的样子。”

　　维奥莱特-勒杜克改造了窗户，在飞扶壁的基础上添加了装饰元素，重做了雕像，还创作了大量奇形怪状的怪兽石像，现在的游客通常都会以为这些怪诞的石像是圣母院哥特风格的精髓所在。他还用木头和铅建造了一座新的尖顶，代替18世纪中期因损毁而被拆除的尖顶。

　　这些变化很快就深入到了建筑物的公众记忆中。我记得曾经收到过一张来自巴黎的明信片，背面展示了经典形象：埃菲尔铁塔，前景是维奥莱特-勒杜克创作的石像鬼。这张照片并不是在进行新旧对比，这两个形象都是19世纪巴黎城市改造的结果。

查尔斯·麦里森1853年的蚀刻版画《吸血鬼》画的就是建筑师尤金·伊曼纽尔·维奥莱特-勒杜克为巴黎圣母院设计的一座怪诞雕像 图片来源：Rosenwald Collection/National Gallery of Art

　　查尔斯·麦里森1853年的蚀刻版画《吸血鬼》（Le Stryge）是法国19世纪的著名形象，画中的吸血鬼就是维奥莱特-勒杜克为巴黎圣母院设计的一座怪诞石兽，它轻蔑地吐着舌头，凝视着古老巴黎的幻象。这一形象增强了巴黎的怪诞感——这个城市的本质就是美丽与肮脏交织，充满了矛盾和残酷对比，正如波德莱尔那首著名的诗：“医院、妓院、炼狱、地狱和劳改场， 一切极恶全像花儿一样盛开……（摘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恶之花》，钱春绮译本）”

　　2019年春天，教堂正在进行最新的翻修工程，尖顶周围搭起了脚手架用于维修。就在火灾发生前几天，尖顶底部的16尊雕像被移走了。

　　4月15日，一场大火倏忽而至。火焰熊熊燃烧了几个小时，最终摧毁了圣母院的尖顶、屋顶和内部木材。大众早期都推测是电源或烟头导致起火，但官方至今尚未给出确切的原因。

　　火灾发生后，人们立刻就开始讨论修复问题。教堂应该完全恢复到火灾前的状态吗？19世纪的尖塔应该重建吗？还是应该根据21世纪的情况进行现代化改造？

　　火灾之后，巴黎建筑博物馆展出了巴黎圣母院相关的模型、雕塑和其他物品。该博物馆藏有维奥莱特-勒杜克的众多珍贵藏品，包括全尺寸的巴黎历史建筑模型和中世纪雕塑部件，展现了维奥莱特-勒杜克留下的浩瀚遗产。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维奥莱特-勒杜克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幻想家，一个像华特·迪士尼那样的人物，因为他创造出了自己版本的历史建筑。同时，他也是一个一丝不苟的观察者，他留下的文件可能是修复圣母院的关键。

　　博物馆建筑设计部主任弗朗西斯·兰贝特说，“我们确实可以原原本本地恢复圣母院原先的样子。”他站在维奥莱特-勒杜克的木尖顶模型前，这个模型本身就是个小型的雕塑奇迹。“但问题在于，我们真的需要牺牲那么多树木来进行修复吗？”

　　尖顶和木材成了交织在一起的导火线，法国人的观点并不是由此划分成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而是由此衍生出了无数个支离破碎的意见派别，就像圣母院的玫瑰玻璃窗一样。环境问题、审美问题、文化问题、捐赠问题、财政问题都随之而来。

　　必须使用木材吗？是轻质材料更好，还是拱顶需要木头的重量来确保安全性？是否有合规的木材可供使用？1965年非洲筑坝时淹没了一些土地，大片树木在水下得到了保存和加固，去年，一家加纳公司甚至声称可以提供这些木材用于修复巴黎圣母院。

　　当下种种争议足以说明，相比于此年前众人对维奥莱特-勒杜克流于表面的推崇，今人对维奥莱特-勒杜克和他的建筑改造则有着更深层次的钦佩。“他是天才还是自大狂？”政府遗产总司司长巴尔巴问道。他还补充说，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对维奥莱特-勒杜克的看法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他的改造已经成为了圣母院历史的一部分。事实上，圣母院红门的一处受损部分最近得到了修复，维奥莱特-勒杜克的元素被原原本本地恢复了出来，这说明了如今的维护工程也包含了19世纪的修复工作。

　　最后，马克龙可能就是决定圣母院下一个新形式的人，尽管还不清楚他会在多大程度上听从专家、传统派、天主教会和保护主义者的意见。法国总统通常都想在巴黎打上自己的印记，比如乔治·蓬皮杜支持建设现代文化中心，最终建成了以管线和钢骨结构外露为特色的后现代主义建筑杰作——蓬皮杜艺术中心；弗朗索瓦·米特朗则支持了贝聿铭的卢浮宫金字塔项目。年轻、傲慢的马克龙决心在割裂的法国政坛开辟一条新路径，他正手握一个完美的标志性项目：用现代手法修复一座古老建筑。

　　“至于决定本身，我认为只有总统能回答这个问题，”巴尔巴说，“火灾当晚他就出现在了大教堂，那时他已经就参与其中了。他很可能会和委员会主席乔治林将军讨论此事，当然还有文化部长。讨论之后，他独自回到总统办公室又将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这我就无法准确回答了。”

　　本文作者Philip Kennicott系《华盛顿邮报》艺术和建筑批评家，曾获普利策奖。

　　（翻译：都述文）

　　来源：华盛顿邮报

　　原标题：The battle for Notre Dame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