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1日凌晨，原复旦大学文博学院兼职教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古陶瓷学会名誉会长、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张浦生老师，因患胆管疾病去世，享年87岁。
张浦生一辈子似乎都在跟瓷片打交道，早年做着收集和研究陶瓷工作，步入暮年仍在传播瓷器知识。其独特的瓷片教学法培养了众多古陶瓷研究专家。
张浦生生前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曾说：离开了“瓷”，人就像掉了魂。他四十多年来一直从事文博工作，擅长古陶瓷鉴定、研究、传授。从1980年开始，先后在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江西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南京艺术学院以及国家文物局扬州培训中心等单位担任客座教授，传授中国古陶瓷鉴定、保管知识，培养出数千名学生。
古陶瓷大家与他的片瓷山房
张浦生，古陶瓷鉴定家、教育家，1934年出生在上海，1953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1957年，张浦生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随后江苏省文管会跟南京博物院合并，张浦生被调到南京博物院工作。
澎湃新闻记者多年前在专访张浦生时，走入他的家中，客厅墙上挂着一幅书房——“片瓷山房”，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古陶瓷研究鉴定家耿宝昌所题，取自清代画家石涛的“片石山房”。它概括了张浦生的特点，好瓷、藏瓷。鲜少有人在80多岁的年龄还能耳清目明且孜孜不倦地坚持做一件事，这位满头银发、有着1.86米的个子，长着一副运动员身板的长者张浦生便如此，他一辈子似乎都在跟瓷片打交道，早年做着收集和研究陶瓷工作，步入暮年仍在传播瓷器知识。
张浦生画像
陶瓷研究专家，原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克伦今天对澎湃新闻说，“他和我是很好的朋友，他是教育教、文物专家、人很善良，培养了很多学生。很多学生都对此表示惋惜。80年代，我在复旦大学文博系时请张浦生先生来教瓷器鉴赏，当时教本科生和研究生。他的研究方法也十分独特。”
张浦生
南京博物院由蔡元培于1933年创建，解放前作为国民党的中央博物院，故藏品颇丰。1948年，国民党撤到台湾，带走文物6000多件，即便如此，留下的光清宫瓷器还有近20万件。张浦生来到南京博物院工作，一方面做瓷器保管员，近距离接触到很多普通人无法触及的瓷器；另一方面则跟恩师王志敏学习瓷器知识。
张浦生收藏的长沙窑彩绘翠鸟纹碗片
王志敏特别喜欢民窑青花，凡星期天，张浦生就跟他到郊外捡瓷片。捡瓷片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捡古人留下的生活、生产垃圾，当年在扬州、杭州、苏州等古城到处都是瓷片；一种是到各个窑口捡，捡到的东西通常更有价值。张浦生走路喜欢低着头看地上，这习惯就是从那时养成并延续了50余年。此前，在接受采访时，张浦生表示，“瓷片是最好的老师，可以随身带，可以做科学测试，库房里尽管有很多实物，人一旦离开库房，便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
从大队食堂角落里发现了装泔水的明代嘉靖时期的海水纹青花缸；在一个出土文物展的杂物摊上，一眼看中了晚唐至五代的越窑秘色瓷皮囊壶，该藏品至今为海内外仅存的孤品；在南京原明光禄寺厨房旧址发现了釉上彩铁红釉盘，填补了洪武时期瓷器的空白；在扬州培训班上课时，带着学生去文昌楼捡瓷片，意外拼凑出一个玉璧底残器，而正是这些残片，确定了中国青花瓷器起源的确切年代是唐代。由此，张浦生在文博界获得了一个雅号“青花王子”。
独特的瓷片教学
张浦生曾言：“学陶瓷除了读书，更要读物，因为陶瓷鉴定乃是陶瓷研究的第一步。抓紧时间丰富自己的视野和业务能力。学生物的需要做标本，采矿的需要采样本，学瓷的，当然就需要捡瓷片。”
1983年9月，扬州古陶瓷培训班开课，张浦生亲自担任班主任，利用自己的人脉积累，聘请到了当时全国古陶瓷研究专家学者二十余人，傅正伦、耿宝昌、冯先铭、汪庆正、张福康、叶喆民、安金槐等，几乎囊括了中国陶瓷界的顶尖人物。这次培训班因此被誉为“黄埔一期”，成为中国古陶瓷研究界一次群星荟萃的空前盛会。
张浦生老师在为交大学子授课留影
“瓷片教学法”成了张浦生的教学秘籍。每次外出，他除了准备讲稿、图片、幻灯片，还要带上几箱很重的瓷片。正是通过手把手的教学、观摩、触摸，学生们才能切身领悟古陶瓷的艺术魅力，观察到陶瓷工艺的细枝末节。
此前，张浦生的学生刘晓华回忆，“他总是操着一口南腔北调的上海普通话，音调就像他高高瘦瘦的人一样高亢而悠长。他讲课时往往会非常陶醉地高高举着一片片瓷片标本，向同学们高声讲解。”
对此，张浦生学生，古陶瓷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刘朝晖告诉记者，之前曾陪同张老师去扬州，在他的带动下，学员们白天上午上课，下午外出捡瓷片，晚上整理讲解。理论与实物相结合，读书与读物相结合。刘朝晖表示，“他教学育人、从不计较报酬，对我们院系也很照顾。他的古陶瓷鉴定也为国家做了很大的贡献，现藏扬州博物馆的国宝级文物元代蓝釉白龙纹梅瓶等也都是张老师他们做等鉴定。他的离去对业界是很大的损失。”
古陶瓷研究员，杭州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理事长，原萧山博物馆馆长施加农告诉记者，“无论是学业上还是成长道路上，张老师对我都至关重要。在大学里，实物标本很少，光从课本到课本是很难学到东西的，很难有太大的记忆。而他的瓷片教学方式让我们得以看到实物，这对文物鉴定有着很大的帮助。他是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全国古陶瓷的专家里，大部分都是他的学生。”
成化斗彩莲花纹高足杯
张浦生的学生，艺术评论家石建邦表示，每次拜谒张老师，三句话就要说到他的本行青花瓷器上，看器皿、摸瓷片，手把手，乐此不疲。犹记得“那年”的春末夏初，老师拿着几箱标本盒来复旦给我们上课，有时候碰到交通阻碍。老师一大早从虹口公园附近，背着沉重的瓷片徒步走到学校，坚持为我们授课。
张浦生
此前，张浦生在接受采访时谈及了自己的瓷片收藏，他表示，自己收集的瓷片几乎可以贯穿整个中国的彩瓷史。而其收藏之路，则是“为了科研，为了教学。”他也表示，希望将来能把收藏捐献出来。后来，张浦生的确这样做了，2019年，他捐瓷片251件和藏书54箱给了家乡歙县博物馆。
延伸阅读：
我的老师：“青花王子”张浦生
石建邦
时光荏苒，大学毕业已经二十六年了。日前去拜访老师张浦生先生，他也不觉已经八十多了。谈起往事，恍若昨日，点点滴滴令人追怀。
我是1985年考入复旦历史系文博专业的，是该专业第一届本科生。依托上海博物馆和南京博物院的雄厚实力，复旦文博系（不久为文博学院）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新型专业。张老师是著名的陶瓷专家，1986年被文化部聘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最年轻的委员。当时他正活跃在文博系统陶瓷教育第一线，特别像扬州培训中心以及复旦文博专业的筹建，都有他积极热心的参与。当然，他也是我们系理所当然的客座教授。
明嘉靖 青花庭院婴戏图大罐 六字楷书款
清雍正青花折枝花果纹大尊（局部）
学文博不像读文史哲，只要埋头书本就可以了。相反，它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们这些应届毕业的傻小子，过去没有文博工作的“临床”经验，接触实物的机会太少，光读书，看幻灯不能解决问题，上课经常懵里懵懂。因此，张老师的“青花瓷器鉴赏”，有大量实物标本——瓷片，可以上手触摸辨识，因此成为学生们最喜欢听的一门课，甚至许多外系的学生也纷纷前来旁听，纯粹是为了此课的魅力，倒不是为了学分。
千呼万唤始出来，也许是他实在太忙，一直等到我们临近毕业，张老师才匆匆赶过来，集中两个星期的时间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
张老师上课最吸引我们眼球的，就是带来了好几箱瓷片，放在一个托盘里，讲到哪里就把托盘里的瓷片顺次让学生们传观察看。这样，各个时期胎、釉、彩的特点就很直观地让人分辨出来。什么苏勃泥青，什么国产青料，什么元青花铁锈斑，什么光绪青花的“圆珠笔印子”等等，都可以在你的手上仔细端详，弥补了学生实物上手少的缺憾。
这种瓷片标本式的教学方法，是张老师的独创，等于带来一个缩微版的瓷器陈列馆，令学生们大开眼界，兴趣勃然。后来才知道，那些瓷片是老师花费数十年心血一一捡拾，慢慢积累起来的。值得一提的是，张老师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正值那年六月前后，有几次公交车停运。他为了上课，有好几次一早背着沉重的瓷片，从虹口步行几公里赶到学校。至今想来，这样的师道精神弥足宝贵。
张老师的传记，刘晓华著《瓷魂——古陶瓷鉴定家、教育家张浦生传》，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张老师的故事很多。说起来，他是我们复旦的老前辈，1953年考入复旦历史系，还是校篮球队员。1957年毕业后，他分配到江苏省文管会工作，旋因机构合并入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的前身是中央博物院，收藏丰富，实力雄厚。他在那里如鱼得水，开始走上瓷器保管和研究的道路。
他的老师王志敏出生扬州古玩世家，又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系。他教导张浦生要用科学理性的思维看待文物，读书之外更要擅长“读物”。老师周末常常带着他一起去南京周围捡瓷片，逛古董旧货店，锻炼眼力，积累经验。从此，每到一地讲学考察，无论风雨，还是炎夏严寒，捡拾瓷片，成为先生的终身爱好。他的斋名也叫“片瓷山房”。
1966年初，文化部组织在北京举办全国文博系统第一期古陶瓷古玉器培训班，学员不到三十位，张浦生是其中一员。故宫博物院陶瓷专家耿宝昌和北京文物店的于老，带着瓷器组的学员一边上课，一边去外贸部位于通县三间房的古玩仓库拣选文物。在汪洋大海般的普通品中，学员凭眼力抢救出一大批珍贵文物。张老师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位山西同学，不小心一脚踢翻一对雍正粉彩官窑盘子，现在看看，可值老鼻子钱了。
培训班本来要办半年，结果四个月不到草草收场。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开始了。老师在北京捡来的半立方瓷片也来不及带走，就匆匆回来。人还没有到南博，院里大字报已经扑面而来………
靠边站之后，1970年下放江宁当菜农，人高马大的老师挑冬瓜，卖冬瓜。“文革”十年，老师吃了不少苦。但即使在这样艰困的岁月，也没有磨灭一个文物专家的发现之心。在当地祖堂山的一个大队食堂，他看到角落的泔脚桶竟是明代嘉靖的一个青花大罐，原来是造反派们从庙里抄来的，现藏江宁县博物馆。
1974年，老师被调到江宁第二化肥厂当采购员，有次参观南通的文革出土文物展，发现里面的一个鸡冠壶，他看出是件稀有的晚唐五代越窑秘色瓷。后来这件文物被定为国宝，是江苏省仅有的两件秘色瓷之一。
张先生对青花瓷情有独钟，因而拥有“青花王子”的美誉。文革结束，他更是精神焕发，奔走在文物鉴定和陶瓷教学的前沿。
淮安博物馆一件成化六年墓出土的元青花大罐，是他在江苏省文博学习班上课时，该馆学员经张老师提醒，后经过他认真鉴定发现正名的。
1990年，广西横县农科所基建工地出土一件“单鞭救主”青花罐，也是经张老师鉴定，是目前国内唯一的唐王题材元青花大罐，另一件存波士顿博物馆。
1998年，安徽太湖县白里镇出土一件青花牡丹纹执壶，专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最终也是由张老师火眼金睛，果断拍板定案，鉴定为元末明初的重要文物，令当地文物部门喜出望外。
还有像溧水县博物馆的那件元青花盖盒，是该馆吴馆长到张先生家无意中谈起进而发现认定的。
唐青花的发现也有张先生的一份功劳。早在1975年，扬州师范学院内唐城遗址发现有一小片青花瓷枕残片，引起注意，唯孤证难断。1983年秋，张先生在扬州培训中心上课，通常上午上课，下午带学生捡瓷片。有学生在文昌楼附近工地捡到两片青花瓷片，一玉环底，一为玉璧底，且青花纹样一带有中国花草图案，于是基本断定唐青花的真实存在。
嗣后，1990年代，文昌楼附近工地再次发现一件比较完整的唐青花壶。加上1997年，“黑石号”沉船打捞出三件完整的唐青花器。终于将青花瓷的历史从元代提前到唐代，向前五个多世纪，并且落实为河南巩县出产的外销瓷。诸如此类的故事，不胜枚举。
长期的讲学奔波，张先生总是乐此不疲。无奈天有不测风云，2001年10月，老师在给连云港博物馆鉴定文物回来的途中遭遇车祸，人从车内飞出重伤，手臂、股骨、大腿等处骨折。我闻讯和其他学生赴南京鼓楼医院探望，老师“五花大绑”躺在病榻上，周身多处打上钢钉。记得他拉紧我的手，平素一贯乐观坚强的他，眼角默默流泪。此情此景，令人动容。我们知道，老师最怕的是自己从此不能满世界走动，讲课看东西了。
哪知老师不久康复后，比以前走得更勤了，天南海北的飞，足迹遍布满世界，出门讲课看东西的次数比以前更频繁了，浑不顾那条肿胀发紫的病腿。讲学鉴定之余，张先生还不忘著述笔耕，发表大量学术论文，去年由友人和门生编集《张浦生文集》行世，累累四十万字。此外，先生并独立著作或与人合作《青花瓷画鉴赏》，《青花瓷器鉴定》、《青花瓷器收藏与鉴定》，《青花瓷器鉴赏与收藏》和《宜兴紫砂》等多种专著，深受文博界和广大艺术品爱好者称誉。
“清顺治青花西厢记人物故事图盘”。右上角隶书《西厢记》词句：“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娇娆，满面儿铺堆着俏。苗条，一团儿真个娇。” 此盘描绘西厢记圆满大结局，皆大欢喜。青花发色鲜艳明丽，画工优雅悦目。“大明嘉靖年制”楷书款，多为当时顺治时期寄托款。
今年老师八十多了，但精神矍铄，声如洪钟。他还是三句话不离青花、彩瓷，思路清晰，滔滔不绝，常常一讲两三个小时无倦色。师母笑说，他不讲反而会累的。
我们每次去看他，老师就把家当做课堂，重新给我们“充电”，把最近掌握的信息情报，如数家珍，一一为我们讲解评说。讲到兴起时，总要拿图片或瓷片，或实物让我们仔细观察体会。完全不顾愚钝如我这样的学生，其实于此道已经荒废许多年了。这一切，让我恍如时光逆转，仿佛又回到母校，重温那些年甜蜜紧张的课堂岁月……
（延伸阅读文章发表于《中国文物报》，2015年5月5日）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