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帝真的死了？

　　上帝真的死了吗？

　　不，没有。作为人类精神崇尚假想的神的上帝从来都没有死过。

　　从现实的人类有了群体生活与国家以来，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依附的神性，并没有离开过人类社会中的人。

　　因为城邦的出现，是基于人类大规模祈愿与消灾灭祸的需要所致。所以，人类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就始终绕不开一个问题：神，即一切宗教，他自始自终地存在着。

　　为什么？

　　是因为国家与政权并与威加于众的国家型态与社会秩序的稳定之需——制衡。

　　但是，当有一天宗教与政权发生关系的时候，就在纯的外面披上了一件至今为止，无法脱掉的外衣。这件外衣，使一千多年来的各种种族的政权制衡所需而无以挣脱。

　　这是为什么呢？那我们就从西罗马时的政权与神权关系以及中国宗教与皇权权力的关系展开吧。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后，西欧落入日耳曼人之手，以拜占庭为代表的东欧在8世纪的时，教会与皇权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从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开始的。

　　8世纪是拜占庭封建制大发展时期，8世纪初，阿拉伯人对拜占庭发动新的进攻，716年，阿拉伯人开始进攻小亚细亚，并推进到小亚西部的帕马，皇帝蒂奥多西三世束手无策，但是，小亚督军立奥击退了敌人的进攻，于是立奥强迫皇帝退位，自己登上皇帝的宝座，称立奥三世，从此伊苏里亚王朝的统治。他建立了11个军区，竭力保障新兴军事贵族的利益，安定军士生活，但是在当时，土地大部分掌握在教会与修道院之手，它们还享有免税和免徭役的特权。于是立奥从726年起反对圣像崇拜，掀起一个全社会的圣像破坏运动，要求僧俗高级贵族在他制定的反对圣像崇拜的法令上签字，拒绝签字者立即免职，声响破坏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主张破坏圣像的东方各军区的军事贵族，开明僧侣保罗派信徒及其他反对教会的下层群众；坚持圣像崇拜的主要是正教高级教士旧贵族修士及欧洲地区民众，君士坦丁堡工商界人士也站在圣像崇拜者一边。运动开始后教会和修道院的圣像、圣迹及圣物都被捣毁，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修士被迫还俗参加生产，承担国家赋税和徭役，在帝国范围内，圣像崇拜和反崇拜的斗争激烈化，教俗旧贵族发动反政府叛乱，遭到立奥三世的镇压。731年，教皇格雷戈里七世也进行干涉，他宣布开除立奥三世及圣像破坏者的教籍，立奥则剥夺了教皇在南意大利的征税权及伊利里亚的管辖权。 735年，皇帝查尔西顿召开宗教会议，有300多名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参加，会上通过了反对圣像崇拜，拥护皇帝宗教政策的决议，两派斗争更加激烈化，修道院被封闭，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坚持圣像崇拜的僧侣被囚禁和放逐，有的甚至被处死。 圣像破坏运动是促进拜占庭封建化的有力杠杆，教会和修道院的地产多半采用奴隶和农奴耕种。皇帝下令将没收的地产赠给新兴的贵族和士兵或用以奖励反对阿拉伯人入侵的战争中有功的官兵，从而培植了新兴军事贵族和领有份地的军士阶层，使拜占庭的封建关系进一步发展。虽然圣像破坏运动在后来经历了曲折与反复，并于843年彻底终止，但皇权高于教权的原则继续存在，教会没收的土地亦无法收回了。这时的皇权已经完全凌驾于教权之上了。

　　在西欧，日耳曼各族开始信奉基督教并建立自己的国家后，围绕教权与皇权，也有着一系列激烈斗争。

　　教权与皇权的斗争是中古西欧的重大事件。开始时，基督教的传播得到了国家政权和武力的强有力的支持，在较短的时间内，民众普遍改信了基督教，广大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生活在宗教迷信的氛围之中，教会和修道院得到国王和贵族赐给的大量土地，又利用宗教迷信和政治特权夺取农民的土地，由于中古西欧政治权利比较分散，主教不仅在教会地产上拥有司法等世俗权利，还积极参加地方上的政治和军事，不少教士还担任国王的高级官吏，有的国王重臣卸任后又担任有权势的主教。格里哥利改革以后，各地的教会比以前更加强调教会的独立性，否认教会从前领有的土地是封土，宣布教会不再是国王的封臣，也不再履行封臣义务。这次改革捍卫了教皇的权威，教皇领导全教会的地位也得到巩固。

　　皇权与教权的矛盾日益激化，成为西欧封建社会的一对主要矛盾之一。其中以德皇与教皇的斗争最为突出。 原来德国皇帝由于控制了日耳曼教会，挟持在罗马的教皇，一度有较大的实力，但由于有利于王权的因素后来或者消失，或者走向反面，因此从11世纪起德皇势力渐衰，而西欧的封建教会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经济实力也不断增长，11世纪格里哥利改革规定教皇由枢机主教选举产生，使德国皇帝难以扶植傀儡教皇。教皇又与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北部的米兰威尼斯等城市在政治上联盟，使德国皇帝对意大利北部，甚至于自己国内的统治都岌岌可危，1075年，格里哥利七世规定世俗国王不得拥有主教授职权，次年又开除了了拒不退让有阴谋废黜教皇的亨利四世的教籍，亨利迫于形势不得不屈服，于1077年1月到意大利教皇居住的卡诺莎城堡前赤足冒雪哀求三天才得以晋见，教皇同意恢复他的教籍和统治权力，但他回国后继续与教皇对抗，重新起兵，并将教皇驱逐出罗马，并使其客死他乡。后来的教皇继续与亨利四世斗争，在亨利死去时，他已被再次开除教籍，也丧失了对意大利的统治，无力驾驭国内叛乱的贵族。此后，德国国王与教会的斗争不断深入，但最终还是教会占了上风，德国从此陷入分裂割据的状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以拜占庭为代表的东欧，封建君主的权利没有了教会的制约，皇权得以不断强化。即使在1453年东罗马帝国灭亡后，封建君主专制仍在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广大东欧地区不断发展，尤其是在俄罗斯，在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覆灭以后才得以被彻底消灭。究其原因，东方的大河文明所特有的集权式的政治文化对它的影响是不可抹杀的。拜占庭也好，俄罗斯也好，就地缘上来看，都处于亚欧文明的交汇地带，因此，拜占庭既有典型的希腊罗马文化，又有东方所特有的集权主义。宗教在东欧几乎只作为皇权的附庸来存在，尤其是在那场轰轰烈烈的圣像破坏运动以后。而其封建集权的特点，无疑是奠定了以俄罗斯为代表的东欧国家严厉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特点的基础。

　　反观西欧，广义地说，西欧的政治特点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9到11世纪，教皇和皇帝基本上是合作的，教皇帮助皇帝反对的意志贵族，作为回报，皇帝支持教皇反对与其对立的拜占庭。1073年起教皇格利格里以后，教皇的权威开始达到顶峰，到13世纪，教皇英诺森三世实际已经卷入欧洲各国的政治事务中，他曾宣称：“世界上一切都无法逃脱教皇的关注和控制。”两个多世纪以来，由于英王和法王的虔诚，教皇被认为是天主教世界的最高统治者。

　　然而，随着西欧各国商品经济和城市的发展。基督教那种宣扬禁欲主义思想已和现实生活格格不入。人们不再追求来世得救，而注重现世的幸福。这时英法封建君主也更加注重国家的繁荣而不是教皇。于是封建君主与新兴的商人阶级联合，与教皇对抗，教皇的权威在这种对抗产生后走上了下坡路。而为了回报广大人民，君主自由民提供保护，还为商人的利益服务，废除了许多苛捐杂税，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建立了新型的君主国家。

　　不难看出，在西欧教会与皇权相互制衡，这种二元制的政治格局，一直对西欧今后的政治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是君主与教会间，虽然教会的实力在14、15世纪以后就一蹶不振，君权得到加强。

　　然而，这种加强并没有持续多久，随着新兴的商人阶层兴起，封建专制对商人阶层的束缚的加强，资产阶级革命就已在酝酿中了。

　　于是，另一个制约王权的机构就要出现了，那就是议会。

　　这种制衡的机制对于西欧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它一直存在至今，还影响了美洲、澳洲这种“新大陆”。

　　而奠定其基础的，无疑就是西欧君主与教会的最初的制衡关系。

　　因此，那怕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有了其制衡的三权鼎立社会组织架构存在而体现出比神权更大的团队伙伴。但，人们在内在的心灵仍然存在着对神的祈愿，以帮助人们在政府关爱的物质以外，寻得心灵的安稳，使人在自己走完阳命之前的落叶时，因神在而善良均在得以来世的福分并给自己的后代们传下福音的契种，使人类之善美在人间可以延续。

　　这种美善的延续，就是人间神的力量。

　　故，作为祈福并安生的神灵，就从没有从人类消失过。

　　二、人类为何选择文化疗伤

　　人类选择文化对族类自己进行疗伤，这应从中国的皇权与神权关系角力结果来析得其理。

　　为何中国古代，没有出现神权高于皇权的情况？我们要感谢这两个人。

　　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文字。

　　在西方古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教会之所以权力大，很大一部分程度要归功于他们掌握的知识以及文字。对于当时的欧洲而言，能够记录文字的载体是非常昂贵的，比如说羊皮纸。虽然说后来纸张传入欧洲，但那个时候教会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所以情况并没能改变多少。

　　不管是什么年代，只要能够掌握知识的源头，就能够控制人们的思想和文化。也就是说教会实际上是依靠对于人们思想的控制来完成压制皇权的。这个现象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被终结，当时的欧洲终于有了活字印刷术。这就使得知识的传播变得极为廉价，人们在拥有了文化思想之后，教会的统治地位自然不复存在了。

　　其实，在中国早期的历史上也是差不多的境地。在商周时期，鬼神信仰的色彩是非常浓重的。祭祀的地位也是极高，但问题在于，在商周时期并没有产生一个主流的宗教，仅仅只是雏形而已。所以当时并没有类似于欧洲教会这样的组织，所以看起来当时的中国也并未出现神权压制皇权的现象。

　　时间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之后，在西方的教派初具雏形的时候，中国出了一位秦始皇。秦始皇的各项政策也彻底打破了神权最后的机会，统一文字外加度量衡。并且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文字的载体是非常廉价的，不管是早期的竹筒还是后来的纸张，即便是平民百姓也能够拥有。并且在这里其实还有个人功不可没，那就是孔子。

　　孔子的儒学，发展到了汉朝之后让神权系统彻底崩溃，中国形成了以儒学治理天下的传统。而在这之前，大都是使用法理。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宗教系统形成之前，皇权就早已经牢牢把握住了知识、文化以及思想的传播。这也就导致了为什么世界范围内，只有中国连个像样的宗教都没能产生的原因。

　　随着科技和制造业的更多精彩内容进入了人类的现时生活方式，并从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人类在欲望的度与神的依赖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神而开始的艺术与文化，进入到人们的视线里给人们以喜怒哀乐的享受后，替代了许多原本由宗教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文化自身所形成的规律，真的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起到了解毒功能与兴奋剂推力的作用。

　　究竟文化，倒底又是怎么样的东西才叫文化呢？翻遍人类自己有记载的所有文献，我们没有看到文化这个具有学理概念的任何相对准确的阐释。有的都是文化的作用，文化的目的，文化的意义，文化的形式等等。

　　为了对日益发展的中国社会，以及世界社会在同步中的精神状态渗适时，便于正本清源地进行实质性的传播，我们有必要对文化这个东西进行学理上的界定。

　　于是，笔者在2010年5月1日由九洲出版社再版的拙著《第四次浪潮》一书中的《中国文化，理想与梦想的不复性再显》文章中的第一节＂关于文化的概念＂中，对文化这个词的概念进行了学理上的界定：

　　＂假若我们把文化定义成人类社会生活中精神化的形式，以及内部劳动和外部劳动的成就，而按其独特的、客观的意义进行价值规整，并把它们视作成自然萌芽和潜能的强烈显现强烈到了超过它们纯粹的自然本性所能发展、丰富、分化的水平，在其久藏的时期中，形成了一种自然赐予的能量来超能量，或者它所暗含的东西仅是为了被实际的发展超越而构成了某种假设前提并以某种可以固定的形式存显，这就是作为具有了某种特指的概念——文化。

　　我们从文化的角度观之，诸种生活价值就是被教化了的自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价值并不是那种被孤立了的涵义，而是被大众所共取享用，人们往往从率性、聪明、美丽、高尚等等至高的理念出发来衡量一切。相反，这些价值成了自然中某种演绎的进一步发展，它们超越了自然的力量及其理念上的内容变化而由此变成了文化。犹如把一座山用中国的纸和把它搬揶到可以移动与缩小放大的纸上。首先，我们是假设了这座山存在的意义对于某一部分人而言会产生相应的心理与情感对应，才将其以造型的方式并在过程中参与了人的某种愿望使其变成了一种可共赏的样式。而将大理石或树根化身为雕像的文化都意味着人的特定能力的提高与升华。在这里，人的能力的原始表现，我们称其为自然的力量。把人格的事物表述为被文化的，这只有当成一种比喻似乎才合乎情理。我们在《诗经》中所读到的《伐檀》、《硕鼠》，屈原的《离骚》等，他们都应用了赋、比、兴的手段，因而才赐予了事物的人格化。

　　在自然所赐予的东西中人们借助了意志和理智的力量，超越了纯自然的、任意发展的界限之外。而这些事物的成长发展和我们的欲念紧紧相关，时而，它们又反过来刺激我们的情感。文化形成了人与他人，人与自己的关系。如:语言、道德、宗教和法律。

　　然而，文化与自然又有着必须的区别。自然中的非超越能量的事物，原则上只映证着事物进程的自身，它所呈现的仅仅只是一种过程。但艺术品却恰恰向我们解释了现象本身的意义与其外延，无论此意义是深埋在空间造型、色彩关系上，还是隐约可见又似乎不可见地隐藏在精神性之中，一旦艺术品成功地呈现了物体独特的意义，艺术过程就大功告成。实际上，这也实现了纯粹的艺术理想。因为，对于艺术的理想而言，艺术品臻于完美是一种客观价值的存显，完全不在于艺术品是否成功地激发起我们的主观感受。

　　人类数千年的文化与文明进程事例证明，文化理想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扬弃审美的、科学的、伦理的、幸福论的乃至宗教的成就各自独立的价值，旨在把这些组成要素整合到超越人类本性自然状态的发展当中。

　　也就是说，文化发展的每一瞬间都处于这条道路上的某个地方，文化永远不可能不带一定的内容而纯粹以形式性地向前发展。

　　自然与文化有其明显的分界线。一个正好从另一个结束的地方开始，不像个别现象一样无法确定其归属。如同白昼与黑夜的概念，并没因为黎明和黄昏有时归于白昼，有时属于黑夜而互相模糊一起。

　　简言之，文化，就是一种假设了某种理念的自然物，并在其内部或外部劳动的成就中，将自然物因假设了的理念超附了其自身的物态与本质，并以超自然物的理念概念，以固定的形式存显与传用。

　　这样的文字，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为文化给出了这个词的学术定位。至此，我相信，也许也会有后人为文化这个学术词语进行不断的补充完善，直至它更加完美。

　　而我当时为其界定的目的，其实就仅是在大量的文章写作中都牵涉到了文化这个词，但又不知何为文化。

　　在对其追根溯源时，发现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不可违绕的术语＂文化＂，居然没有一个合理的相对稳定的标准性的说法。没有这种说法，我觉得我们人类在进行文化交流时，往往就只是在用文化的形式与意义来说非实质性的文化本质的东西，那且不存在偏差与不详的可能。我想，对词根意义的不真，又会不会因无准确知信，而影响现实世界中人们的精准交流产生误导与心灵之障呢？

　　因为综上所述的一切，人类社会的不断更新，使文化渐渐替代了宗教的很大部分的原命，而自然成了政权者对人民的相关的有效控制手段并人自身的疗效作用了。

　　三、文化是一个美丽的花冠

　　如前所述，不管是什么年代，只要能够掌握知识的源头，就能够控制人们的思想和文化。

　　除了因国家的利益以文化的输出互相抗衡外，文化这个原本属于心灵的载体，却堂而皇之地成了每个人的族类的美好的花冠。

　　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大量泛烂的日本的《阿童木》等，除了商业的原因，更重要的还是文化输出的同时，肯定地成了中国人民心灵的改造工程。

　　诸如此类的英美的文学、艺术、影视、舞台剧等等。其实每个国家在进行所谓的文化交流输出时，都与本国的最终利益是挂钩的。也就我们常说的文化搭桥经济唱戏，在文化输出的背面是货币利益已经不是秘密的今天，里面还多了一个更为维妙的内容：改造目标国的国民心里底线。

　　应该说，在世界范围内的半个世纪的中西方较量中，因经济与科技的主导成了全球的先行器，在那些无奈而又缺乏独善其己的事与人的国家中，是很难绕过经济实体强大的发达国家的。也就是说，人类自有社会以来，贫富、强弱、美丑就永存于世，并成了无法更改的事实。但每个利益集团总和的国家，又总是会以号召或呼吁关注弱势群体的宏善之由，彰显其自己的崇高与伟大。其实背后的真相，是人人皆知的。但为何又要以美善的面孔出现呢？这就是文化是花冠的缘由。

　　按人类文明与文化进程的规律来讲。文化是人类消灾灭磨的可以似宗教力量的源自于人内心的产物，本应纯粹的服务于人类情感的东西，当与社会的需要产生关联时，她的纯净与公信势毕要受到质疑。也就是说，此时原本干净的文化产品，自然成其了各种阶级利益的工具了。

　　只有花朵的只适合自己原配土地的东西，是具有纯淳的风格的东西。这些东西，一旦沾上利的驱动，就是冠冕堂皇的金冠。此其闪光的速度，刺眼的光芒，快速地引导着可以所到地方的人们的思想。

　　比如，中国近三十多年来在道德、伦理、责任、担当、良善上的彻底溃散，就是西方文化输出的结果。

　　一切皆有美丽而动人花冠作为先导，由上至下地被彻底洗换的行为和方式，都是不同权力与利益者的手段而已。

　　四、欲望的度与人类的自救

　　每个社会，当发展的无度与无奈并存的时候，就是这个民族快遭至灾难的前兆。

　　欲望的产生，源于人心的无度与不能自尊自爱与自己。

　　关于这个问题，自人类有编年史记载以来，中国乃至世界的经典文献中论述这个问题的方式和典籍有许多。

　　但是，奇怪的是人们最不愿意把文化阐称为极大野心与阴谋家手段的方式之一，而往往冠以拯救人们心灵渐迷的美丽谎子。他们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方式，苦口婆心地劝说着原本美好，而因他们利欲的无度所致人们因生而不悦产生惑的人们。历史事实而言，似乎制造灾难的人永远是救世主一样的站在高处，让举高他们的人民，昂头仰望并热血沸腾、甘愿献身。

　　这其实是一个统冶阶级在道德上极其虚伪的表现。文化的祸之重，是在于文化自身为了存在的所需，己甘转为权贵者们的八抬大桥了。成为既高级又普通工作用具。

　　这就像我的故乡四川的轿子。轿子是少有的有钱人才可乘座的交通工具。注意，因为路小坡长，乖轿的一定是可以有闲钱且还敢于不怕巅跌的且还是身体可承的有胆之人。坐轿子的人有钱、身体好、胆大，这其中的三个条件是必备的，缺一不可。

　　然而，人类的迷茫又是来自于那里呢？

　　心性。

　　当人类在面临灾难与困难的时候，往往总会想到有一种超人与自然的能力来帮助人类勉其灾锅。

　　在无实的世界，无限能量的能力谁才具有？神！在现实的世界，无所不能的能力谁具有？权力的最高者。

　　因为人类有需要己力以外的力量来解决人的困惑的诉求，所以，这两种最能帮助人们脱离苦难的神与权就一直存在于至今。

　　五、重返无量寿光与阿弥陀佛

　　无量寿光是中国道教的念的一个符号，阿弥陀佛是佛教念的一个符号。

　　中国道教中的＂无量寿光＂，与佛教里的无量寿经＂说的都是一回事儿。

　　寿光应是无量寿、无量光的简称，与佛教净土宗的无量寿无量光意义相同。

　　在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就叫真如，真如就是如来藏，人之初，性本善。本性、真心，佛性都是他，现代大德江西虚云老和尚的道场叫江西真如寺。

　　真如，真如就是我们的自性。自性有体，在净土法门他的体就叫阿弥陀，阿弥陀翻译就称为无量，自性的相就是无量寿，自性的作用就是无量光，阿弥陀佛无量寿、无量光，就是我们自性的体、相、用，他就是真如。你老实念佛就能见真如，见真如，你就是如来，真如你真的是如来，你不老实念佛，你就不如来。

　　这个“念”叫念念“念”，不能说今天念，明天不念；白天念，晚上不念，“念念洪名”净念相继，大圆镜。大圆镜是佛的智慧，大圆镜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等等转八识成四智。“声声佛号水清珠”，佛说，我们的妄想，烦恼习气，就是一坛浑浊的水。没关系，把佛号念起来，明珠投入浊水，浊水它不能不清。 佛号投在我们烦恼的心里面，久而久之，烦恼的心，它只要水清净了，你烦恼的心就变成了佛心。

　　笔者对道佛两教符号简释的目的只有一个，使人们不要误会我在《中国当代2019》最重要的序文里不谈艺术而说教法。

　　最近几年，面对无奈的社会，笔者几近成了无知的被人类抛弃的状态，大脑的皮层在想法尽量抵触许多新近的新鲜事物。

　　其实，我知道，我并不是衰老的原因。是现实的世界已使想做人的自己完全无望与自救的艰难所决定的。

　　我们所处的时代，随人类的玩法已经见底而又以科技的力量向外太空求生存的幻想的鼓吹，使我自己更加觉得无地自容。

　　我们人类，自己已经毁了一个地球了，现在还要努力地去寻找另一个球体来进行毁灭性的探索行为。想想人类社会这二千多年尤其是近二百年甚至是一百多年来对地球的破坏速度，常常令吾夜中惊醒。

　　笔者在十七年前搬进北京以北的一有三十多层楼的塔楼的顶层居住时，首先想到了若遇灾难时的逃生方法。时想，一是从套间的两阳台间按侦察兵训练时的徒手上下高楼的办法；二是弄一个降落伞放家中自奋使用。但相关的可以提供降落伞的友人告之我的楼层高度达不到降落伞打开的气压高度时，我甚至还想到了伞兵布雷的小伞以作求生。当又得知布雷伞根本不可能减灾只能是缓几秒着地同样是摔死时，就不再作任何努力，只得听天由命了。

　　其实，这样的心路历程，就恰恰说明了当人面对有可能的灾难的努力，一当失去有效后，就自动地会选择静等死亡了。

　　于是，人类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因幻想的天性的力量所致，又以宗教的方式对生与死进行了各种形式的理解，并从这些的理解中，以各教派所释的理论体系对生死进行了不同的教导，即对生死的悟得怎样去。

　　一千多年来，这些具有特殊智慧能力的智者像一个治理国家的皇帝一样，由一个群体的力量与积大成的智慧建构出一套完整的方法，在现实的世界中进行传播。由于他们的方法在不涉及某个政权威协的前提下还对权者的世界起着一定的教化与抚触作用。就如文中开始介绍的罗马政教权转的事实，因为互补，所以各种教会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中得到广泛生成。

　　基于以上的纯是自己文化喜好与自己在中国大地行走了几十年对山川风雨雷电的各种关系的悟得，二个月前，由我们中国当代当代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除一年只出版一部《中国当代艺术》年度文献外的第一部个人思想历程与记录艺术家个人对佛教的理解、静修、传教、冶心修身的日常所思的著作《申伟光谈话录》进行作品研讨会时，作为召集人的笔者，为使其研讨会有实质性的内容与不同，本人对人类有文化规律活动以来的重大问题的背景与影响甚至当今人们普识的乱象末法时代的形成进行了梳理。于是，得到了下面一段文字。虽然它是论艺术家申伟光的著作的，但它的普世性又是对整个人类在文化方面的思考的结果。

　　纵观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过程，在诞生古典主义之前，艺术因纯悴为传播宗教服务而像是宗教的婢女。古典主义的伟大，不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使艺术在技法上获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而在于把人，提升到和神一样的地位，使艺术散发出了人文主义的光辉，让艺术成为人们心灵温馨的期盼并因此具有典型的人文情怀的美学特征。比如，音乐上的贝多芬。

　　之后的浪漫主义追求人类精神的解放，如肖邦在音乐上所表达出来的一切。

　　继之而来的现实主义关注和描述我们自己脚下的大地与生命的种种，使艺术在形式上呈现了生活的原味，美学上彰显出人对现实的各种情感纠葛和生存态度的表达。

　　在现代艺术盛行的时代，人们以推崇各自的观点在美学上为艺术的创作展开了大胆的个性化的探索：印象派直接认为之前的艺术都不真实，真实世界是由光和色组成，艺术应该表现光影在色彩中变化的美，如德彪西、塞尚、莫奈和凡高等；后印象派认为，之前艺术还在被对象牵着鼻子走时，还企图写外部世界之实，我们可以直接表达一种基于形式或者基于情感的真实；立体派的毕加索直接依据艺术史的变化规则来画画，他的聪明使他成为一个时代的里程碑。野兽派的马蒂斯、冷抽象的蒙德里安、热抽象的康定斯等都努力使艺术通过否定和抛弃绘画负载的内容及画面形式规则的方式被提纯为最基本的元素：色块、点、线、面。然而，极少主义直接连意义都抛弃了，宣称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艺术不负载任何意义。

　　至此，人类历史上的艺术是什么的追问结束了。随科技的进步与世界二次战争的爆发，人们惊讶地发现，在同一个球体表面上生活得更加精彩的竞争才是人类面临的唯一。这种活法竞争的过激手段，失却了人本心性的东西。然后，大家都认识到了：人类自己迷茫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类到了末法时代的乱象丛生。思辫者与仍具理想主义情怀和有担当精神的人们在思考人到底要到何处去的同时，想到了人本性迷失是因为丢掉了像古典时期的人的神性走失的问题。大多数智慧者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人，必须重新返回宗教的支撑，召唤人性的复苏，才是人类社会得以继续延展的唯一途径。

　　中国的艺术家和精英知识层甚至权政层的活跃分子们正是在这一时期，敏锐地觉悟到了人必须通过对佛法的认识，从对身体和心灵的双重修炼使人心回到始初的人人皆德行，才能使人之为人，人人为人。若是，人于社会存在的意义才有价值。

　　他们认为，世间之法的最妙法是佛法。人们只有通过对三宝的皈依才会有正心、正见、正行具正能直至正人，因此世界人才有所救。

　　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一个知识精英阶层的人士，他们的自觉担当使命召唤使他们在对佛法的修持中逐渐放下了与了了了。

　　作为在混乱世态中常往几十年的笔者，我现在完全看到了他们这一些修身心人脸上洋出的光辉、平谈和少欲。继而他们又愿以己力唤众同修而得三宝福乐公众加持于起缘之人的愿力通过自己的亲身实验施德于徒，但又是以艺术的形式而进行付之实操。这种育人之德守的大功德，在这个乱象的时代，这种行为，是显得那么的珍贵。

　　如果说，中国的艺术家与知识、权政精英们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历程中有何意义的话，是因为他们率先从纷杂的群流中独善出来，虔心修佛，以佛学的智慧，通过绘画艺术的介体，播散出人性最初的光芒并以已最大的努力，影响着仍想人美的人们，使艺术重新开始具有人性的光辉。

　　以上是作为中国著名当代艺术批评家、中国当代艺术出版社社长总编的笔者在二0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申伟光谈话录》出版研讨会上的发言。

　　事隔不久，又在今年到贵阳为《中国当代艺术2019》选贵州的艺术家的作品时，画家水歌先生无意中把我带到了一个离贵阳有三十多分钟车程的一个叫零禅林的由几个出家人在那里坚持多年画非宗教类油画并组成的平民化非庙宇性寺庙。住持德镫上师的油画作品打动了我，于是我决定要把他的画，放在作为今年整个《中国当代艺术2019》最重要的首页艺术家作品位置上把他的创作介绍给现实的世界和中外艺术界。

　　因为用他的画作为首页艺术家来向业界进行推介，至少我自己应该要有一个可以说明的理由。加之于此前对著名艺术家《申伟光谈话录》研讨会的文化梳理，使我产生了对人类精神状态与文化文明的整体思考进行归总的想法。于是，它就是现在这个序文的动因。

　　比较坚强与勇敢且具有实战能力的自己，似乎突然意识到：与人类社会同发展进步的宗教，真的可以拯救人自身吗？

　　那文化呢？是不是就更不可能拯救人类自己了？

　　其实在文中我己说到，文化在任何国家的历史时期的地位与意义，仅仅只是一个美丽的花冠而己。拯救人类的说法，只是一切权者的谎言罢了。

　　无奈的是制造文化与艺术的个体，把它扩大成了无所不能的工具罢并把它们的种种延续到了现今直致人在球体表层的消失。

　　当然，这里面遭其变异的不是文化艺术的本质，而是人自己来时的原始时干净的内心。

　　是为《中国当代艺术2019》序。

　　二0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于深圳八卦一路某酒店的客居中。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