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奥斯卡·穆里洛制作的纸制模型难民 图片来源：David Levene/ The Guardian

　　今年入围特纳奖的四位艺术家都聚焦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苦难——人类的韧性、分裂与和解、绝望和希望。虽然这些艺术家没有给出简洁完美的解决方案，但也没有忽略这些问题的复杂性，他们表达想法的方式完全不同，展览包括了绘画和雕塑、电影和图像、戏剧和纪录片，以及恐怖和幽默。

　　在40名志愿者的帮助下，艺术家奥斯卡·穆里洛（Oscar Murillo）把23个纸制人像模型从伦敦的工作室，用轮椅推上火车，带到了英格兰北部的马盖特。现在，这些模型回到了展厅里，他们穿着衣服，坐在一排排教堂长椅上。他们的面前有巨大的黑色窗帘，窗帘部分下垂，可以透过间隙看到天空。他们有的目瞪口呆，有的满怀期待，有的大笑不止，有的只是呆呆地盯着看，困惑不解，好像在坚忍地等待着工作，等待着旅行，等待着什么。有些模型的胃里插着金属管，里面塞满了烧焦的玉米芯和灰烬。

奥斯卡·穆里洛制作的纸制模型难民 图片来源：David Levene/ The Guardian

　　模型后面的墙上挂着两幅同样的窗帘，画着粗略渲染的海浪和光的景象。约翰·沃森·尼科尔（John Watson Nicol）1883年的油画《再见罗恰贝尔》（Lochaber No More）挂在两幅窗帘之间，这幅画描绘的是18世纪到19世纪对苏格兰高地人施行的强制迁居时期，一对苏格兰夫妇带着他们仅有的几件东西（和一条狗）坐船前往美国。穆里洛的模型人像背后有一个世界，但面前却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大海和逃跑的可能性都没有。穆里洛把这些人像带到马盖特，把他们绑在世界的边缘。

　　艺术家泰·沙尼（Tai Shani）把我们带得更远，来到了一座想象中的浮华城市。这座城市有着全粉红色的梦幻空间，由金字塔形和圆柱形的柱子、树脂状的水洼和球体组成地面，头顶上悬挂着肉质的小行星，在这个超自然建筑的中间，一只巨大的手臂和绿色的手停在聚光灯下。

　　沙尼的作品仿佛就像活着的、呼吸着、移动着、呼唤着的身体。这是一个充满雕塑元素的舞台，环绕音响放着英国流行乐队Let’s Eat Grandma的歌曲，还有一个奇怪脑袋在讲话的视频，而它的声音可以用耳机听到。

泰·沙尼的作品《DC: Semiramis》 图片来源：Will Oliver/ EPA/ The Guardian

　　沙尼充满女权主义和科幻元素的作品以中世纪女作家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1405年创作的《妇女城》（The Book of the City of Ladies）为原点。这本书把一座城市描述为避难所，是为来自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真实的、想象的和虚构的女性创造的虚幻空间。如果没有那些性和暴力，这里几乎只是沙尼孩子般的发明。她塑造的那些角色通过自我复制让自己怀孕，在两性之间、生死之间游走。上次我在格拉斯哥电车轨道艺术空间（Glasgow International at Tramway）看到沙尼的作品后大失所望，我无法理解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但它却一直伴随着我。这次沙尼创作的“城市”在心理上和生理上都有扩张，没有现场的表演者，有点神秘和死气沉沉。

　　海伦·卡莫克（Helen Cammock）2018年创作的电影《The Long Note》时长1小时39分钟——也许有点太长了。有些长镜头——从德里城墙上的老式大炮，到福伊尔河桥下的雨景，再到薄雾中的桥塔——让人觉得可能没有那么必要。《The Long Note》关注妇女在北爱尔兰德里和平运动、公民示威和暴力中的作用，镜头充满了沉默、抗议、汽油爆炸、水枪、幽默、歌曲和悲伤，而核心是其中的采访。

电影《The Long Note》中的一幕 图片来源：David Levene/The Guardian

　　在电影中，前爱尔兰国会议员、民权领袖伯纳迪特·德夫林·姆卡利斯基（Bernadette Devlin McAliskey）谈到了她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遇到的女权主义者。“我对女权主义的了解始于美国中产阶级白人，他们让有色人种的女性打扫房屋。而正是有色人种的女性给了我另一种视角。”她说。当姆卡利斯基说话时，镜头转向妮娜·西蒙（Nina Simone），她走向钢琴，坐下，唱起了上世纪60年代的民权歌曲《我希望我知道自由的感觉》（I Wish I know How It Would Be Free），随着她的歌唱，可以感觉到越来越强的怒火。这是个相当有分量的转场，只是如此有意义的时刻被埋在了过于冗长的电影中。

　　艺术家劳伦斯·阿布·哈姆丹（Lawrence Abu Hamdan）的三件作品，都来自于他与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和法医建筑小组（Forensic Architecture group）对大马士革郊外赛德纳亚（Saydnaya）叙利亚政权监狱一起进行的调查。在那里，囚犯被蒙上眼睛，单独关押在残酷的环境中，仅仅是说话都可能被处死。这座监狱是酷刑和处决的中心，自2011年以来，估计已有超过1.3万人死在那里。

艺术家劳伦斯·阿布·哈姆丹的作品 图片来源：David Levene/ The Guardian

　　饥饿和感官剥夺让囚犯恐惧，而声音成了他们确认自己所处位置和居住空间的唯一方法。狱警会通过开关牢门，把噪音从监狱的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或者放大袭击的声音来捉弄他们。阿布·哈姆丹在帮助前囚犯参与调查时，不得不求助于BBC和华纳兄弟的音效库，并利用拟音师的技术来帮助他们回忆和描述曾经的听觉世界。阿布·哈姆丹的“耳击者”证词，让这位艺术家重新思考了空间的声学特性，声音在记忆中被回忆的方式，以及在“声学倒叙”中，一个与原始声音类似的声音是如何触发记忆的。

　　在这个展览中，我们也身处一个黑暗的房间，声音在周围移动，图片和文字在黑暗中心的玻璃屏幕上滚动。所有这些都有一种直接的观感，这使得他的作品既复杂又容易理解。阿布·哈姆丹一直致力于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并把自己的作品作为一种调查工具，他的艺术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我们有机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它。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他应该赢得今年的特纳奖。

　　本文作者Adrian Searle是《卫报》资深艺术评论家。

　　特纳奖展览于2018年9月28日至2019年1月12日在特纳当代美术馆举行。（翻译：张海宁）

　　原题：2019特纳奖：用纸浆、影像和声音表达对时代的愤怒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