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光明日报》刊发《博物馆展出复制品，尺度在哪里》一文，探讨艺术复制品进入博物馆是否有损博物馆本身的原真性、权威性和严肃性。

　　我不禁由此想到几年前的一场争论。2010年，美国博物馆研究者史蒂芬·康恩（Steven Conn）的《博物馆是否还需要实物》一书在公共历史学界引发一场不小的震动。对于上述问题，康恩的回答是“不”：不管是主动还是被迫，博物馆放弃对物的执念已是大势所趋。我认为，康恩对博物馆中的物采取了简单化处理。

　　物质性是博物馆的身份证，失去这一点，博物馆和图书馆、展览馆、文化馆，甚至剧场、礼堂，还有什么不同？但是，博物馆的物绝不仅仅指收藏在库房、展陈在展厅的物，而是更加广泛、多元和复杂。所以，我倾向于，不管物怎么变，博物馆仍然离不开它。但是，和康恩一样，我也认为，那些传统上作为收藏和展陈之物的，一直被认为是博物馆的核心和根基的物，已经不再重要。甚至，从诞生之日起，博物馆就在不断努力地切断对传统收藏和展陈之物的依赖。如果它们都不算是博物馆舞台上的主角，那么由物的复制以及“复制品”的展陈引发的“本真性”问题也就是虚幻命题了。

　　历史上的什么时候，收藏和展陈之物的本真性最被关注？这恰好发生在近现代意义的博物馆诞生之前。只有当这些物被视为祥瑞、魔法或者财物之时，它的拥有者才会格外关注物的真实性、代表性和稀缺性。博物馆是社会公共性的产物，面向社会公众开放，服务于公共休憩、教育和表达，致力于建构公共认知和知识，这是博物馆的门槛。馆藏只是博物馆活动的载具，而不是世代永守的瑰宝。

　　因此，本真性疑虑带来的“复制品”实际上是一个与时代错位、与博物馆的公共性和教育功能背道而驰的概念。没有人喜欢“复制品”，因为，“复制品”努力模仿，却始终低“原件”一等，是在后者不可得的情况下，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但是，“复制品”冲淡“原件”的是宝物价值，而不是教育功能。作为文化载具的“原件”没有排他性，其他的物和物的转型形式都可以等同有效地用于这个目的；但是，作为宝物的“原件”的排他感很强烈。康恩所说的“博物馆不再需要物”也就是指在服务社会公众的路上，博物馆并不依赖于“原件”，替代性甚至多元展陈品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博物馆使用替代性展陈品是不可避免的。一个雄心勃勃的特展上，不同来源的展陈品可能涉及法律、伦理、经济甚至后勤物流问题，任何一个方面的意外都可能导致展柜里出现空位。即使是属于博物馆的永久馆藏，因为藏品自身的物理属性和不如人意的展陈条件，都可能导致藏品从展柜中撤除下来。甚至博物馆的永久馆藏也不永久，政治、法律或者伦理问题都可能造成馆藏物归原主。

　　但是，采用替代性或者多元展陈品并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滥竽充数。今天的博物馆应该有信心，在实现博物馆的教育和表达功能上，将替代性展陈品做得更好。如果没有红外线照片，早已氧化褪色的帛画还得继续依靠似是而非的线描摹本。触摸屏上的全角度影像可以让观众像曾经的主人一样，翻来倒去，远观近览地琢磨只能静置在固定位置上的艺术品。互联网技术让博物馆实现了永不落幕。事实上，替代性展陈品可以传递更清晰、更完整、更独特的信息，可以克服展柜带来的隔离感，可以服务于更多观众。我所说的“博物馆仍然需要物”就是指这种情形。

　　所以，我既希望博物馆不介意甚至大胆使用“复制品”，不论是“原件”还是“复制品”都能恰如其分地用来讲故事，也希望，吸引观众到博物馆的不再是那些稀世罕见、价值连城、精美绝伦的“物”。

　　（作者系上海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