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为期一年的展览“朵拉·毛雷尔（Dóra Maurer）”，展出了1937年出生的匈牙利女艺术家朵拉·毛雷尔的作品35件。展品横跨艺术家50年的创作生涯，包括几何作品、摄影、电影和油画等，以此讲述其运用观念在不同媒介领域展开诙谐幽默的实验。
朵拉·毛雷尔，《杂曲，39号》，1999，照片 白立方
朵拉·毛雷尔于1937年出生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作为一位生活在诗人和音乐家社区中相对独立的艺术家，她的艺术生涯开始于苏联时期的匈牙利，早期的艺术创作就呈现出观念性。
1968年在巴黎和布拉格革命时，艺术家们拒绝商品化的艺术品，这成为毛雷尔艺术的铺路石。她1971年的作品《用铺路石能做什么？》也正是对此的回应，在这组黑白照片中，她在匈牙利郊外的河岸上玩着一块小石板。她将它包起来，打开、抱着、亲吻，最终藏匿在河岸旁的草丛。正如英国艺术家理查德·朗对棍棒和石头临时性的排列一样，毛雷尔利用这个被临时发现的物体创造了一个短暂的互动性雕塑。同时也将无艺术价值的铺路石做了观念的象征。
朵拉·毛雷尔，《七捻I-VI》，1979年，印刷2011年
基于数学系统的“自画像”
朵拉·毛雷尔的艺术基于一套数学的复杂系统。她遵循着一种主题，即给出观众一系列选项，看他们会如何回应。学习平面设计的毛雷尔，在初期创作中较多使用印刷的形式。到了1960年代将拼贴画、摄影和电影多种艺术形式融合进自己的作品。她在许多创作中将简单的动作拆分，由此观众可以直观地看到作为一个运动过程的作品，而不是一张关于运动的照片。
毛雷尔经常出现在自己的镜头前，《七捻 I-VI 1979/2011》是一幅艺术家的自画像，由六张黑白照片组成，每张配有相框排成一排。 第一张照片中的毛雷尔拿着一张方形的空白纸，大部分的脸被遮住，只有她的右眼和发际线可见。随后的每张照片都呈现出艺术家以相同的方式举起前一张照片，但是逆时针旋转了四十五度。在每张照片中，她的实际脸部或多或少地朝着相机倾斜，每一次都会露出更多的脸。该作品于2011年重印，而此次在泰特展出的是它的第五版印刷副本。
朵拉·毛雷尔，《三重奏》 1981 电影片段
通过将自己置于摄影镜头的前与后，艺术家模糊了她作为创作者的活跃地位与作为被动的观察主体之间的界限。然而这些作品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自我呈现，更是运动、比例、变化和连续。在《毛雷尔制造》一书中，摄影家兼策展人Kincses Károly曾这样表达自己对毛雷尔作品的理解：
“如果我们更近距离地思考‘变化’的概念，那么会从变化中发现一种运动。正如在毛雷尔的自画像中所出现的那样，这一运动不应被理解为机械运动，而是眼睛的运动，运动作为感知的过程……呈现出作为艺术过程的变化。”
遮掩，揭开，转动，翻转或是扭曲是毛雷尔作品中永恒的元素，不管是摄影还是电影、平面设计作品中均有体现。
朵拉·毛雷尔，《可逆和可变的运动阶段，6号》，1972年
带着诙谐元素的优雅创作
或是出于对艺术价值的理解，也出于金钱的考量，毛雷尔的创作中不会出现贵重的材料。相反，运用反常的材料进行艺术创作成为了她顽固的个人方式，也是她作品内反叛的彰显。她用旧线圈作印刷版画，将纸压在尖锐生锈的金属上，然后移动线圈，使图像演变成华丽的螺旋形。她在家中的厨房拍摄了一个杯子里移动的阴影。她甚至还拿起印刷板一遍又一遍地折叠，用幽灵般的灰色墨水印出效果，使它看起来像自己的幽灵。这些看似简陋的方式却孕生出优美智慧的结果。
朵拉·毛雷尔，《圈的痕迹》 1974年
智慧和数学延伸出的诙谐元素活跃在毛雷尔1970年代的创作中。当时的毛雷尔通过教艺术谋生，并与其他地下艺术家一起工作。她在1972年创作的《可逆和可变的运动阶段，3号》，几乎可以说是对当时美国和西欧艺术界庄严的观念主义的戏仿。她拍摄下一名男子坐在椅子上，起身、站立、坐下、又站起，停在半空等等，按照不同顺序反复，直到座位突然空了，表演者离开。毛雷尔从男子的背后对其进行拍摄，男子所有的动作变化都像代数序列一样被标记，呈现出他的臀部和椅子间荒谬的数学关系。
最能生动引发地下乐趣气氛的作品当属于毛雷尔1977年的作品《平行线，分析》。 在两层照片中，两位摄影师沿着布达佩斯一个公寓楼中相对的阳台奔跑，边跑边为对方拍照。两人停下拍照的每一个间歇点虽事先被精确计算，但在照片中仍可见到由奔跑速度不同而产生的微小误差，最终毛雷尔先达到终点。两人看似在既定的规则下做着完全同步的运动，但这期间生发的偶然性却“从中作祟”，形成意想不到的张力。
朵拉·毛雷尔，《平行线，分析》，1977年
从这些作品中不难发现，毛雷尔以重复表现运动的状态。比起单一的照片，她更多采用系列的表达方式。这使得她能够在摄影这一传统上与静止、停格瞬间和及时动作相关的媒介中加入连续性和叙事元素。这种系列性质的呈现超越了媒介本身的界线和惯常定义，使摄影作品的功能不再只是纪录而更多是对“变化”的表达。毛雷尔通过她精确缜密的计算让简单的画面转变成万花筒式的图像，调动观者的感知。
朵拉·毛雷尔，《七折》，1975年
朵拉·毛雷尔，《五分之四》，1979年
以颜色营造飘浮空间
20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接近尾声，东西欧间的交流逐渐变得可能，毛雷尔又找到一种新的诠释。1983年，她受委托为奥地利布赫贝格的一座中世纪塔楼创作。那时的她自创了所谓的“空间绘画”——介于画布和壁画间的装置，颇具动感——并在这条路上义无反顾。在画作中，对她的观念艺术的热情和对混乱无序的热爱相碰撞，焕发出新的力量。
毛雷尔的“空间绘画”作品，1984-1996年
此次展览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她《重合》系列中的38号作品，画于2007年。蓝色，黄色和绿色（或者只是蓝色和黄色，叠加后产生绿色——这就是谜所在），这些奇幻起伏的形状似是在墙上飘动，又像是从窗户上飘落下的纸片，在夏日的微风中缓缓下降。画面充盈着兴喜与自由。
朵拉·毛雷尔，《重合，38号》，2007年
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期许多有才华的艺术家在后期便逐渐丧失原本的创作活力和想象力。米兰·昆德拉的小说和杨·史云梅耶的电影都被作为丢失紧迫感的例子，而相比之下，毛雷尔后期迸发出新的创作活力着实令人倍感兴奋。
朵拉·毛雷尔，《阶段2》， 2016年
无论是流离失所，还是安心创作。毛雷尔对艺术的感知力始终如一，却又没有只陷入一种观念，是从数学出发的摄影到颜色营造出的飘浮空间，观念随着时代而变化，或是她艺术永葆生机的原因。
在英国，朵拉·毛雷尔是一位不被人熟悉的艺术家，她是作品带着数学的规则、斐波纳契数的优雅和悬疑的构建。或许它与时间有关，或许在今天这个焦虑的世界里，看到这种乐观的艺术也是一种乐趣。
朵拉·毛雷尔，重叠45，2010年
注：本文编译自泰特现代官网展览信息、英国《卫报》艺评人Laura Cumming《温柔的颠覆》和乔纳森·琼斯《反叛的色彩》，展览将持续至2020年7月5日。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