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语中的“浮世”一词在古代原为“忧世”，因为自中世纪以来产生的厌世的人生观是建立在对净土向往的来世期待上的。随着佛教理念的世俗化，此岸现实取代了彼岸理想。较之过去或者未来，此时此刻的“现世”享受成为人们追逐的目标，“忧世”也由此被更为轻松明快的“浮世”所取代。

　　浮世绘对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绘画背离西方学院派传统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马奈、莫奈、德加、毕沙罗、惠斯勒等画家都热心收藏或借鉴日本版画。梵高也曾以油画临摹过《花魁》、《雨中大桥》和《开花的梅树》等日本版画。浮世绘这颗跨越三个世纪的东方艺术明珠，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它光辉的一页。

喜多川歌麿 忠臣藏九段目

　　东方风貌

　　中国的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中叶时就已经服务佛教领域的印刷传播，推广到民间印制则覆盖术数、小学、诗歌和历书等范围。尤其是，雕版年画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广泛的艺术传播，使它成为中国民间社会生活的文化景观。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到了清代中晚期，民间雕版年画达到了鼎盛阶段。雕版年画取材于世俗社会生活，题材和风格多种多样，题材画样多达两千多种。它的视觉文化模型和高度成熟的艺术样式，对东亚文化圈具有广泛之影响，而“姑苏版”桃花坞就直接影响了日本的浮世绘。

　　江户之前的日本绘画大多受中国艺术影响。无论是作为古代美术的佛教艺术，还是中世的水墨山水，均受中国主流艺术影响。传统绘画的受用者主要是贵族、武士与僧侣为主体。而浮世绘，即日本的风俗版画，它是日本江户时代兴起的一种独特的市民艺术，主要描绘人们日常生活、风景和演剧等主题。它几乎可称为江户时代的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而所有这些题材的基调则是体现了当时代市民的思想感情。真正的套色版画锦绘的印刷技术，在17世纪中叶到18世中叶达到一个高潮，代表了日本艺术的高度成就。

　　一、初期。浮世绘以手绘及墨色单色木版画印刷以“墨折绘”为主。17世纪后半叶，“浮世绘之祖”的菱川师宣绘制了许多人气绘本及浮世草子为其代表作。到了鸟居清信时代，使用墨色以外的颜色创作的作品开始出现，使用红褐色的称丹绘，使用红色的称红绘，也有在红色以外又增加两三种颜色的作品，称为红折绘。

　　二、中期。铃木春信等人以多色印刷法发明了东锦绘，浮世绘文化正式迈入鼎盛期。多色印刷法需反复上色开发出印刷的新技巧和方法。另外在产能及成本的考量下，原画师、雕版师、刷版师的专业分工体制也在此时期确立。北尾重政写实风格的美人画大受好评；胜川春章则将写实风带入称为“役者绘”的歌舞伎肖像画中。之后著名的喜多川歌麿更以纤细高雅的笔触绘制了许多以头部为主的美人画。而最受欢迎的风格是歌川丰国所绘的《役者舞台之姿绘》的歌舞伎全身图系列。歌川的弟子们一派形成浮世绘的最大画派“歌川派”。

　　三、后期。葛饰北斋则在旅行话题盛行的带动下，绘制了著名的《富岳三十六景》。受到他的启发，歌川广重也创作了名作《东海道五十三次》、《富士三十六景》。此二人确立了浮世绘中称为“名所绘”的风景画风格。

　　四、末期。因受西洋文化影响，发轫于当时开港通商之一的横滨的“横滨绘”开始流行起来。由于西学东渐，照相技术传入，浮世绘受到严苛的挑战。虽然很多画师以更精细的笔法绘制浮世绘，但大势所趋，终究无法力抗历史的潮流。其中月冈芳年以西洋画风绘制了许多画报、历史画、风俗画，有“最后的浮世绘师”之称。

　　浮世绘木版画之所以能在长达两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内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木版画这一领域中追求新技法和新形式的各种可能性。因此，浮世绘样式的展开，主要是在版画中进行的。浮世绘艺术的发展历程涌现出许多著名画师，除了创始人菱川师宣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揭开浮世绘黄金时代帷幕的铃木春信；美人绘大师鸟居清长与喜多川歌麿；戏剧绘巨匠东洲斋写乐；还有写实派大师葛饰北斋，以及将风景绘技巧推向顶峰的一立斋广重等名师。他们被誉为“六大浮世绘师”。

　　江户时期的强盛和商业文化催生了市民阶层对视觉文化的消费，使得浮世绘创作者和受众应运而生。在汲取日本造型艺术的精粹的同时，在其绘画风格与制作品质上着力借鉴中国木版年画的模式，并在很大程度上获得新技法和形式的可能性。浮世绘获得超越地缘的影响力。在19世纪末，曾经受中国“洋风姑苏版”影响的浮世绘版画，以新颖的视觉性和鲜明的东方风格，给源于欧洲的透视法的故乡的艺术带去了东方式的视域——观看模式和艺术方法的新方向。其影响深及欧洲艺坛，印象主义诸流派大师均受其画风的启发。浮世绘风格在“新艺术运动”的设计领域也影响很大。

　　文化本身是各种差异间的渗透和生成的过程。具有东方意蕴的木版画，正是以各自的差异性渗透他者文化并反思自身，生成“本土化”之变。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