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列奥纳多·达·芬奇逝世500周年。达·芬奇是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天才之一，《大英百科全书》中称达·芬奇是画家、雕塑家、建筑师和工程师，不仅如此，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博学的人，达·芬奇在其他如发明、音乐、数学、解剖学、地质学、天文学、植物学等领域同样富有成就，而这一切全都体现他的作品和笔记中。
在达·芬奇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中，《最后的晚餐》和《蒙娜丽莎》是其中最重要的两幅杰作。《最后的晚餐》创作于1495年至1498年之间，受当时的米兰公爵卢多维克·斯福尔扎所托，绘制在恩宠圣母（Santa Maria delle Grazie）修道院餐厅的墙壁上。虽然是画在墙壁上，它却不是一件壁画。传统的湿壁画要求画家在石膏变干之前迅速完成绘画，这样颜料便会渗入石膏中。但达·芬奇一定要将这幅作品画得完美（原因稍后揭示），因此需要不断地思考、反复修改，于是他做了一种新的尝试：在完全变干的石膏底上用蛋彩画的方式来作画。然而这个试验并不成功，才过去不到二十年涂层就开始剥落，使得这幅画成为全世界最脆弱的一件作品。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1495-1498年，蛋彩石膏画，460×880 cm，恩宠圣母修道院）
即便如此，《最后的晚餐》依然在美术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除了画面中所表现出的引人入胜的细节，达·芬奇加入了许多隐喻、甚至是秘密在其中，让这件作品成为历代绘画爱好者、专家，甚至于宗教人士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近些年来，随着新科技的运用、对达·芬奇笔记的解读，以及达·芬奇新的作品的发现，隐藏在《最后的晚餐》中的“密码”也在被慢慢地揭开。
《最后的晚餐》里有耶稣的“秘密妻子”？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的耶稣和“神秘女子”
2003年，美国作家丹·布朗创作了一部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书中揭露了一段不为人知的“秘密”：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秘密结婚并生有一子，他们的子孙有可能至今仍活在这个世界上。抹大拉的马利亚作为耶稣最虔诚的女性追随者，曾用极贵的膏油浇灌耶稣，用头发为耶稣洗脚，见证耶稣的复活，但这并不足以证明她就是耶稣的秘密妻子。于是丹·布朗试图在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寻找“证据”：耶稣右手边的那个一头卷发、没有胡须的“女子”。耶稣身穿蓝色袍子、红色内衣，而这位“女子”刚好反过来，穿着红色袍子、蓝色内衣；从姿态上，耶稣靠向画面的右边，而这位“女子”却靠向画面的左边，两人的轮廓完美地构成了一个“M”，暗喻了“婚姻”（Mat-rimonio）。
乌格里诺·达·西耶那《最后的晚餐》（约1325-1330年，木板蛋彩画，34.3 × 52.7 cm，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耶稣的秘密情人这种传言古已有之，但始终缺乏神学和历史的依据。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抹大拉的马利亚，那么耶稣的十二门徒岂不就少了一个人？实际上，即便是从西方美术的角度上来看，这种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最后的晚餐》是西方美术史上的一个经典题材，在比达·芬奇早一百多年前的画作中，便能够发现一个依偎在耶稣的臂弯里、昏昏欲睡的年轻人形象；而且在与达·芬奇同时期的作品中，这个年轻人的形象更加“女性化”，这个人便是耶稣十二门徒中的约翰。
多梅尼哥·吉兰达约《最后的晚餐》（1480年，湿壁画，400 × 810 cm，佛罗伦萨奥尼桑蒂修道院食堂）
约翰是耶稣最喜爱的门徒，也是《约翰福音》的作者。与其他人相比，约翰是唯一一位没有胡子的，而且这是有根据的。公元2世纪的时候流行着一系列假托圣徒所作的“伪经”，其中在《约翰行传》中便将约翰描写为一个“年轻的、没有胡子”的形象。当然，比起其他的艺术家，达·芬奇笔下的约翰更加女性化，这是因为在达·芬奇的心目中理想的美是没有性别之分的，这种无视性别的美学观念同样体现在他的另外一幅作品《蒙娜丽莎》中。
《最后的晚餐》中圣杯去哪了？
最后的晚餐发生在耶稣遇难前的最后一个逾越节，根据《圣经》中的记载，在这场宴会上，耶稣拿起饼来，祝福，然后把面饼（无酵饼）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然后又拿起杯子来，再祝福，然后把葡萄酒杯递给门徒说：‘你们都喝这个，这是我立约的血。’所以，盛着葡萄酒的圣杯是最后的晚餐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在其他艺术家的同题材作品中，都可以清楚地找到圣杯的存在。可是，在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中，却没有直观地看到圣杯的痕迹。
斯特凡诺·迪·乔瓦尼《最后的晚餐》（1423年，木板画，24×38 cm，锡耶纳国立美术馆）
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基于耶稣和抹大拉的玛利亚之间的秘密婚姻对此作出了解释：在符号学中，最原始的男性符号是“∧”，象征男性的生殖器，最原始的女性符号是“∨”，象征女性的子宫；在《最后的晚餐》中，耶稣和坐在他右侧的抹大拉的玛利亚之间形成了一个呈“∨”形的空间，暗指抹大拉的玛利亚的子宫，丹·布朗认为“圣杯”就隐藏在这里。因为圣杯的单词“Sangreal”由Sang+real构成，sang在法语中是blood的意思，比如sanguine是血红色；real在古法语和中古法语中是国王的意思，比如蒙特利尔Montreal本意就是国王山，所以圣杯合起来可以理解为“国王的血脉”，在这里暗指抹大拉的玛利亚怀了耶稣的血脉。有人从“V”的位置上看过去，将耶稣身后左侧和中间窗户之间那盏不对称的壁灯视为抹大拉的玛利亚的肚脐。
左图：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的耶稣形象；右图：安东尼奥·维瓦利尼《忧患之子》（《圣母加冕》祭坛画局部）（1449年，祭坛画，尤弗里西苏斯圣殿）
但是，从上文的分析可知这个人并不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实际上，耶稣和约翰之间的“V”还有另外一层含义，暗指一个拉丁文“Vir dolorum”，也即“忧患之子”的意思。从13世纪起，欧洲开始流行“忧患之子”的形象，表现的是耶稣从十字架上取下的瞬间：双臂微张，露出受难的伤口。如果将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从镜像中看，耶稣的头微微偏向一侧，两只手一个手心向上，一个手背向上，这与安东尼奥·维瓦利尼的祭坛画中的耶稣可以说一模一样，甚至于表情都很相像，在劫难面前表现出了一份释然和从容。
那么圣杯究竟在哪里呢？或许秘密同样隐藏在镜像里：2007年，一位意大利业余学者斯拉维萨·佩西通过将镜像打印在透明纸上叠加原作，发现重合的耶稣身影前出现了圣杯的“真容”。因为达·芬奇对于镜像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毕竟他所有的笔记和手稿都是这样完成的，所以或许在这里他跟所有人玩了一个镜像的游戏。
将《最后的晚餐》镜像叠加在原作上面，疑似在耶稣身前出现圣杯
《最后的晚餐》中有当时流行的菜肴？
根据《圣经》中的记载，许多艺术家所绘的《最后的晚餐》中，大多都包含了两种食物：葡萄酒和面饼。但除此之外，各个时代的艺术家往往还增加了别的菜肴，比如加默·胡盖特在他所绘的《最后的晚餐》中，桌上就摆放着一盘“烤羔羊”。达·芬奇同样也增加了一道菜肴，根据英国艺术史学家约翰·瓦里亚诺在2008年的一项研究，居然是米兰在达·芬奇那个时代最为流行的美食——鳗鱼橘子片，而且他进一步推测达·芬奇也十分喜欢吃鳗鱼。
加默·胡盖特《最后的晚餐》（1470年，木板画，164× 172 cm，加泰罗尼亚国立艺术博物馆）
圣餐中的食物都不是随便想加就能加的，都是带有寓意的。“烤羔羊”的典故来自于《出埃及记》：在出埃及前，耶稣让摩西告诉每户人家准备一只羔羊，宰了羊取了羊血，再把整个羔羊用火烤了吃，然后把羊血抹在门框和门楣上。之后世世代代都要在这一天聚首吃逾越餐，铭记出逃埃及的故事。可是达·芬奇的鳗鱼又有什么寓意呢？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细部：鳗鱼橘子片
意大利考古学家杰内罗索·乌尔裘里认为，如果根据耶路撒冷当时的饮食习惯推断，最后晚餐的菜单应当是：以苦菜和百里香调味的鱼料理，或是用上当时罗马帝国流行的鱼露（garum），此外还搭配了捣碎的无花果酱，所以说鱼同样具有着象征意义。实际上，在米兰敕令发布之前，基督教是非法的，基督徒们为了躲避罗马帝国的宗教迫害，便取用了希腊语中的词汇“鱼”，也即“ΙΧΘΥΣ”作为彼此间联络的暗号，因为这个“鱼”恰好是由5个词汇的首字母组成：Ι代表ΙΗΣΟΥΣ（耶稣），Χ代表ΧΡΙΣΤΟΣ（基督），Θ代表ΘΕΟΥ（神的），Υ代表ΥΙΟΣ（儿子），Σ代表ΣΩΤΗΡ（救世主），因此也被称为“耶稣鱼”，从某种意义上鱼也代表了耶稣。
早期的“耶稣鱼”标志（以弗所）
但是，“耶稣鱼”作为一种符号的象征，在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是否真的如瓦里亚诺所说是鳗鱼呢？或许答案并非如此。尽管他宣称曾在达·芬奇的笔记中发现了购买鳗鱼的清单，但是，在《圣经·旧约》的《利未记》和《申命记》中规定：无鳍、无鳞的鱼类是不洁净的食物，这是饮食的禁忌；而鳗鱼全身光滑，既无鳍又无鳞的，因此根本就不会出现在圣餐中。再加上鳗鱼和橘子本身就相克，两种食物同时吃的话会导致中毒，这种搭配更不会成为流行一时的美食。
《最后的晚餐》（6世纪初，镶嵌画，新圣阿波利纳莱圣殿，拉文纳）
有人猜测，这种鱼可能是既有鳍又有鳞的鲱鱼。现代的俄国人仍然将咸鲱鱼片作为一道美食，咸鲱鱼片是用盐腌的生鱼，腥味很重，所以往往需要配上一点柠檬。在达·芬奇《最后的晚餐》中，很有可能这道菜肴是“鲱鱼橘子片”。此外，同样可以在之前相同题材的作品中找到依据。因为鳗鱼和鲱鱼的形态差异特别大，所以往往一眼就能够辨识出画作中的鱼是哪一种。在公元6世纪初的一幅《最后的晚餐》镶嵌画上，便有两条跟鲱鱼长得颇为相似的鱼。在乌梅·塞拉完成于1400年的《最后的晚餐》中，甚至于出现了一条红鲱鱼，而红鲱鱼是带有特殊意义的：企图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转移人们的视线，在画作中伸手去探红鲱鱼的恰恰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因为只有他的头顶上没有光环）。
乌梅·塞拉《最后的晚餐》（1400年，木板蛋彩画，墨西拿国立艺术博物馆）
《最后的晚餐》里暗藏圣歌的旋律？
2017年，一位意大利的音乐家乔瓦尼·玛丽亚·帕拉发现了在《最后的晚餐》中藏有一段非比寻常的密码：达·芬奇很有可能将一段阴沉、忧郁的旋律“画”入其中。帕拉是一位音乐家和电脑工程师，在他出版的《La Musica Celata》（中文名《隐秘的旋律》）中，他对如何将作品中的元素视为音符进行了解读：首先他在画面中画上五线谱，然后将桌上摆放的象征耶稣肉体的面包，还有耶稣和十二门徒的手做为音符，这些手同样与面包相关，因为基督教徒通常在餐前需要双手合十做祷告，感谢有面包可以吃。这些音符如果从左往右演奏的时候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当你试着倒过来从右往左以达·芬奇固有的写字方式，那么你将会听到一段大约40秒钟的旋律，一种类似巴赫风格的凝重的慢板。如果用管风琴演奏出来，感觉就像是在教堂中听到的弥撒曲。
意大利音乐家帕拉在《最后的晚餐》中发现类似“弥撒曲”的旋律
在达·芬奇的故乡有一位博物馆的馆长亚历山德罗·委佐齐认为帕拉的猜测很有可能是真的。在帕拉之前，曾经有研究说如果把画中十二门徒的双手视为音符，那么谱出的旋律便是格里高利圣咏。“达·芬奇确实将这幅画的空间巧妙地分隔开来，当你去看这些和谐的部分时，便能够发现音乐的旋律，”委佐齐如是说。但不管是以怎样的方式，这都足以证明达·芬奇并非传言中所说的异教徒，他是一位深爱并忠诚于上帝的人。
达·芬奇“乱入”了《最后的晚餐》？
在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将自己的自画像融入到他们最重要的作品中是一种非常流行的做法。与达·芬奇同一时代的吉兰达约在《牧羊人朝拜》中将自己画成前来朝拜刚降生不久的小耶稣的牧羊人之一。拉斐尔在《雅典学院》中不仅将自己画入其中，而且还加入了当时最具声誉的两位大师。因为拉斐尔素来仰慕达·芬奇，也深受其影响，所以将达·芬奇画成了古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柏拉图的形象；然而，由于拉斐尔不得不忍受米开朗基罗持续不断的妒忌、蔑视和怒火，所以他“以牙还牙”，将米开朗基罗化身为孤僻的古希腊哲人赫拉克里斯。
多米尼哥·吉兰达约《牧羊人朝拜》（1485年，木板油画，167× 167 cm，佛罗伦萨圣三一教堂）
对于《最后的晚餐》这样一幅重要的作品，达·芬奇当然不会将自己“缺席”。英国畅销书作家罗斯·金在与《最后的晚餐》创作同时期的一首诗中发现了这个秘密。这首诗出自达·芬奇的朋友加斯帕洛·维斯孔蒂，他们都同时为斯福尔扎家族服务。在这首诙谐的小诗中，维斯孔蒂带有一丝嘲讽的口吻，取笑一位不具名的艺术家将自己画入了他的作品中，并且还有“不论他有多么的英俊”这样的话语。众所周知，年轻时候的达·芬奇是一个绝世美男子，乔治·瓦萨里在《大艺术家传》里形容他拥有“天赐的容颜、优雅和才华”。虽然瓦萨里没有见过达·芬奇本人，但是他曾在梅尔兹的宅邸中看到他为达·芬奇所绘的一幅肖像画，而梅尔兹是达·芬奇的爱徒，在达·芬奇去世后继承了他大部分珍贵的收藏。如果拿这幅肖像画与《最后的晚餐》中的人物进行比对，那么画面中的小雅各（左起第二个人）极有可能便是达·芬奇本人的形象。
左图：《最后的晚餐》中的小雅各形象；右图：弗朗西斯科·梅尔兹《达·芬奇肖像》（约1515-1518年，红粉笔画，27.5×19 cm，温莎皇家图书馆）
除此之外，后来还发现了新的证据：2008年，意大利一家博物馆馆长尼古拉·巴尔巴泰利在意大利南部小镇阿切伦扎发现了一幅私人收藏的油画，这幅画曾经属于当地贵族罗索家族的巴拉内洛公爵，后来经证实为达·芬奇的自画像。在画的背面发现了达·芬奇用他惯常使用的鞣酸铁墨水倒写的字：PINXIT-MEA，即“我所画的我自己”的拉丁文。如果将这幅画中的达·芬奇与小雅各对比，同样会发现二者极其的相似。
达·芬奇《自画像》（1505-1510年，蛋彩画，60 cm × 40 cm，卢卡尼亚古代人民博物馆）
在维斯孔蒂的那首诗中，还谈到画家在作品中（体现出自己的）“行为举止”，也即带有鲜明的个人特征的动作，从《雅典学院》中柏拉图的手势也可以得知“一手指天”是达·芬奇所喜爱的标志性动作。在《最后的晚餐》中，位于耶稣左手边的托马斯便作出一手指天的手势，而且根据达·芬奇研究专家查尔斯·尼科尔的说法，托马斯跟达·芬奇一样，是一个喜欢质疑的人，并不满足于现有的答案。但是从发型和胡须上来看，托马斯与的达·芬奇看上去并不太像。另外，“一手指天”的动作同样出现在达·芬奇的另一幅画作《施洗者圣约翰》中，而在那幅作品中，施洗者圣约翰也不是他本人的形象，而是他的爱徒萨莱。
左图：《最后的晚餐》中的撒迪厄斯形象；右图：达·芬奇《自画像》（约1512年，红粉笔画，33.3×21.6 cm，都灵皇家图书馆）
还有人认为达·芬奇在《最后的晚餐》中不止一次“出镜”，如果对比达·芬奇晚年的自画像，画面中的撒迪厄斯（右起第二个人）也很有可能是达·芬奇本人的形象，只不过显得年岁更老一些。在同一幅作品中将自己的形象出现两次，恐怕只有达·芬奇才足够拥有这样的自信。相比较而言，米开朗基罗在《最后的审判》中的近三百个人物里面最后只把自己的面孔放在了一张被剥下的人皮上。
《最后的晚餐》中隐藏着末日预言？
达·芬奇一生都在用一种好奇的眼光、质疑的精神打量着周围的世界万物，在他留给我们的上万页的笔记上，记录了一大批远超同时代的发现和思考，他是一位极其博学的人，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智慧的大师之一，但他也是一位生活在科学与宗教开始发生抵触时期的虔诚信徒。达·芬奇极力避免与宗教产生任何冲突，于是便把他的思考用“镜面体”的方式写入笔记，甚至直接隐藏在他的作品里，比如他很早就对“地心说”提出了质疑，但他没有公诸于世，从而避免了如几十年之后的布鲁诺那样被当众活活烧死的命运。
《最后的晚餐》和半圆形天窗里的家族盾徽
在《最后的晚餐》中，达·芬奇隐藏了一个更大的秘密：世界末日。曾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达·芬奇手稿的萨宾娜·斯福尔扎·加里特兹亚试图去解开这个秘密。她在《最后的晚餐》上面的三个半圆形天窗里发现了一个关于“数学和占星术”的谜团，这个谜团隐藏在三个由花环环绕，分属法国国王路易十二、萨伏依家族和斯福尔扎家族的盾徽中，由十二宫星座和代表1天24小时的24个拉丁字母设计而成。
在这三个天窗里，同时出现了3月21日这个“春分点”日期：其中一个是公元33年，也即最后晚餐发生的时间；一个是1495年达·芬奇开始画《最后的晚餐》的时间，另外一个则是4006年达·芬奇预言的世界末日降临的时间。到时候将会有一场大洪水席卷全球。在达·芬奇的笔记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冲天的海水漫过了群山之巅，狠狠地砸向了人类的居所”、“……狂风的怒号席卷大地，到处都是被连根拔起的毁坏的树木……咆哮的河流满过堤岸，淹没了低地上生活的居民”。大洪水将于同年11月1日退却，人类从此进入一个新的轮回。
达·芬奇是如何获知的这个神秘的预言？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颇为神秘的是，在1476年至1478年的那段时间里，达·芬奇竟然神秘地“消失”了，史上没有关于他在那段时间在何地从事何事的任何记载。更加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从那以后，达·芬奇的创造性思维与技能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或许他曾进入了另一个平行时空，看到了人类的未来，当他回到现实的时候，囿于当时的宗教环境他无法公开这个秘密，只好把它隐藏在《最后的晚餐》这幅心血之作中。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才要舍弃传统的画法，力争将这幅画画得完美，因为他期待着某一天有人能够揭开其中的秘密，从而帮助人类度过那一场末世之劫。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