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年的苦熬让他从这些作品中逐渐积累了一些声誉,逐渐靠近了纽约艺术的中心。波洛克在事业上的转机首先得益于霍华德·普策尔不遗余力地向佩吉·古根海姆推销波洛克的作品。在不情不愿地将波洛克的作品纳入她的国际拼贴艺术大展后,古根海姆依然不愿放下身段。当被她千方百计请来的评委蒙德里安驻足于波洛克的《速记形体》时,这位在艺术品位上极其欧洲中心主义十足的名媛立刻跑来,老练地对来自荷兰的艺术大师苦笑致歉:
“相当糟糕,不是吗?这都不是一幅画。”
蒙德里安沉默不语,凝视了几分钟。
“完全没有训练可言,这个年轻人问题严重……我认为不应该把他的作品收入进来。”古根海姆的声音已经明显不安。
“我不太确定”,蒙德里安摸了摸下巴,“我试着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是目前为止我在美国见过最有趣的作品。”——摘自孙一洲《评〈波洛克传〉︱抽象表现主义的病历和他的医生们》
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Lacma)展出的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No.15。© Pollock-Krasner Foundation / 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2017年,朋友和我一起去到Lacma(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在路过杰克逊·波洛克的作品No.15时,朋友说了一句,这画五岁的小孩也能画。
诚然,一些抽象表现主义作品看上去并不需要艺术家拥有高超的技术来创作他们。在简单的构图,色彩背后,艺术家留给读者的问题是如何去理解这看似毫无头绪的作品。而对于如克莱门特·格林伯格这样的艺术批评家而言,理解抽象表现主义作品的方法就隐藏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之中。
自由美与依附美
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区分了自由美与依附美。对于康德而言,当我们对特定对象做出审美判断时,我们不可避免地将概念强加到我们的判断上。康德表示,当我们试图欣赏一座教堂时,我们会将我们心中的完美教堂的概念加入我们的判断。对于人们而言,教堂必须符合崇高、神秘能够激发人们的虔诚之心的目的,一座优美的教堂必须符合人们的概念,这一类的美被康德称为依附美。当被欣赏的物体与我们的预期不符合时,我们则认为该物体毫无美感可言。举例而言,对很多人来说,紫色是漂亮的颜色,但当人们看见紫色的人脸时,大部分人却会认为那是丑陋或是不正常的,因为这与人们对于人的概念不符。
而自由美则摆脱了人们对于审美对象的预期,康德认为,纯粹美包括两种对象:一种是花、鸟、贝类等;一种是无标题的音乐。当人们对这些对象做出审美判断时,会单纯地去欣赏这些对象的美,而非尝试用概念去规范或限制这些对象。在欣赏一首没有标题的音乐时,由于人们对这首曲子的格式缺少认识,人们只能觉得好听、悦耳,但无法以智性的方式来理解这首曲子。同时,由于这些审美对象本身并不含有任何目的,也不代表任何其他对象,人们往往无法通过语言来把握其中的美。
抽象表现主义的突破
对于古典主义画家而言,绘画往往伴随着叙述,结构,而在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作品中,我们似乎已经看不见这些元素,这些作品也更加贴近自由美。沈语冰教授在《杜尚、格林伯格与博伊斯》中说道,“在格林伯格看来,绘画追求纯粹性,越纯粹越好,比如他要先剥离绘画中的叙事成分,再比如立体感是雕塑的专长。格林伯格的这种思维方式有强烈的还原论倾向,就是把一个复杂的事情简化成一个东西。”而对于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而言,一旦他们在作品中使用有着依附美的元素,那么观众就会不可避免地试图去理解,而非欣赏或感受艺术作品。如此一来,我们对于艺术作品的欣赏也不再纯粹。
波洛克作于1942年的《速记形体》,现藏美国纽约当代艺术博物馆(MoMA),图片来自MoMA官网。
同时,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也不再试图将他们画作的主题放在日常生活,宗教,或神话故事上。对于抽象表现主义画家而言,叙事与所描绘的对象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抽象表现主义画家所要表现的作品,往往不需要通过把握角色或故事来传递作品的意义。对于抽象表现派的艺术家马克.罗斯科而言,作品不需要通过智性的方式来感染人群。相反,罗斯科的作品中只有颜色,而正是这些颜色让人们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罗斯科自己说道:“我对色彩与形式的关系以及其他的关系并没有兴趣……我唯一感兴趣的是表达人的基本情绪,悲剧的,狂喜的,毁灭的等等,许多人能在我的画前悲极而泣的事实表明,我的确传达出了人类的基本感情,能在我的画前落泪的人就会有和我在作画时所具有的同样的宗教体验。如果你只是被画上的色彩关系感动的话,你就没有抓住我艺术的核心。”
与此相对的,波洛克的作品也舍弃了故事,人物,物品,而强调肆意狂放的情感。在《美国滴画大师杰克逊·波洛克作品探析》一文中,作者王静与吴卫写道:“在波洛克的很多作品中, 我们无法看到对象的真实特征, 看到更多的是那种几乎要喷薄而出的强烈情感宣泄。这一点在后来甚至可以看作是他艺术成功的特色所在。在波洛克之前, 无论是古典主义画派还是现代派的画家,他们创作时大多会考虑画面中心视点和其他关注点之间的关系,对画面的主体对象和次要对象也会施加不同的表现力度。然而波洛克完全漠视这种空间规律的存在,在他的画面中一切矛盾都是合理的存在。”
抽象表现主义的共情
在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的身上,我们看到这样一组有趣的矛盾:这些艺术家以最抽象毫无概念可言的画法引起了巨大的情感共鸣。在书籍或电影等载体身上,我们不难发现引起最多情感共鸣的是能让多数人理解的作品。然而,在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看来,所有对于他们作品的欣赏都无法以概念出发。如同作者王静与吴卫在《美国滴画大师杰克逊·波洛克作品探析》所言:“以波洛克为代表的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出现一种逐渐脱离人物固有形象的趋势,他们更倾向于表这种情感的表现越是脱离物像越能够表达得更为真实。”抽象表现主义要求人们舍弃概念与智性理解的同时,让人们无法以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来简单概括这些画作。
但在另一方面,使用无法被概念定义的对象作为艺术的主题为画作吸引到更多的人群做出了巨大的帮助。在不熟悉某个人物或者故事的情况下,某些画作的欣赏门槛是较高的,对于熟悉画作内容的观众而言,他们对画作的理解和感悟可能多于一般的读者。但是由于抽象表现主义画家移除了这些概念,这些欣赏门槛不再与人物、故事挂钩。正如抽象表现主义的艺术家所期盼的那样,人们以感受,以情绪来欣赏美,欣赏作品;不再试图理解,试图分析这幅画到底画了什么,也不再用智力上的快感来替代审美。
在时尚杂志的封面上,我们能看到杂志编辑为吸引不同国家读者而使用不同模特来接近读者的审美。不可否认,当我们在做出审美判断时,我们往往会将许多不同的因素参杂进去。正如同有人将金字塔视作剥削劳动人民的丑恶象征,将哥伦布雕像视作歌颂殖民者的道德败坏的作品。而抽象表现主义的作品进一步使得我们放弃这些概念,将审美还原到最纯粹的本质上。就像我们看见的第一朵花,第一次喜欢上的陌生曲子一样,我们不对这些事物加以期望,不试图理解它们,只是欣赏它们的美,却发现这些美好的存在吸引到了最多的人,引起了最多的共鸣。
(编辑:夏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