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全球经济不景气带来的种种忧患，中国当代艺术品的价格正在过去的6个月中以飞流直下三千尺的速度跌落，价格的起起落落对市场的影响尚在其次，更关键还在于，过去的4年中所建立起来的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信心遭到了空前挑战。根据英国著名调查公司“艺术战略”所提供的消息，“中国当代艺术F4”成员张晓刚、岳敏君、王广义、方力均已经跌出了中国当代艺术家前10位信心指数之外，这个地位变化反映了“与其看好那些短期内迅猛发展市场的艺术家，倒不如把目光转向那些已被长期看好的其他的艺术家”。

　　“艺术战略”的中国艺术市场信心指数昨天出炉，六位负责调查的调查员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价格走势，均给出了一个不看好的结果。那意味着多数人相信，“在反弹之前，市场将变得更疲软。拍卖明星如画家张晓刚、岳敏君等的地位将被多媒体艺术家们赶超。”“艺术战略”在第二个调研中这样声明。

　　“在如今的情况下，很少有人再有情绪进行买卖交易。”此调查公司援引了北京一家专营当代艺术的画廊业主的话，“价格正在无法避免地滑落。”中国艺术市场的发展停滞已是不可避免的事实。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而言，没有了价格指数，只有拍卖行的消息记录成为市场的风向标。

　　以曾哈佛大学博士、美国匹兹堡大学艺术史及建筑史系研究教授；四川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艺术批评和文化史研究，中文专著包括《’85美术运动》(合著)、《中国前卫艺术》、《中国极多主义》；策划的主要展览包括“中国现代艺术展”(1989)、Inside Out: New Chinese Art(1998)、“丰收：当代艺术展”(2002年)、“中国极多主义”(2003年)，“墙”(2005年)、“无名”和“意派”等。

　　中国现代艺术展20周年纪念昨日已经开幕。作为中国现当代艺术史上一个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展览，我们今天对它的纪念和回顾，不仅仅是在总结历史，更重要的是要对当代艺术有所启发。请问作为策展人，在这次纪念展览中你融入了哪些新时期的因素？在现在的市场下，你想通过展览达到怎样的启迪效果？

　　高名潞：当代艺术需要一种批评和独立精神，而这就是“’89大展”的精神。同时，还有进取，向公众传播和交往的欲望。不论我们如何评价当时的作品。但是，这种向外的积极态度，是目前缺少的。目前，艺术俨然成为只为圈子里生产的事了。

　　你作为“’85新潮”、“’89现代艺术大展”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中国当代艺术史最早的“作者”之一，“前卫”一直是你闪耀的光环。众所周知，前卫不是哗众取宠，而是代表着敏锐的洞察力、深邃的思想内涵，与非凡的创造力、表现力，这样才能够发时代之先声，使艺术作品达到荡涤心灵、引领时代潮流的效果。你认为日益国际化，并且为市场所关注的中国当代艺术真正“前卫”吗？

　　高名潞：市场会腐蚀前卫，但是西方的前卫正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市场的前提下出现的，比如杜尚。中国的市场才刚刚开始，人们还在拥抱它、享受它、消费它。但是，今后会有冷静的批评性作品出现。西方现代主义试图独立它，但还是被俘虏了。后现代主义试图挪用它，进而颠覆它，也都没有成功。但是，他们创造了一种美学。你可以称他们为现代“经典前卫”和后现代“新前卫”。前者是拒斥，后者是共谋。

　　中国的情形可能有所不同，不是这种二元关系，而是第三空间，既不是拒斥，也不是共谋。而是在独立于体制和市场的知识分子第三空间里，批判它们，同时也审视自己，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用艺术伸张自己的声音和责任。同时，这种前卫也会和体制以及市场开明的因素合作。当然，艺术必须要有形态依托，中国的前卫可能和西方现代与后现代的形态极端性有区别。相反，它用不绝对和不饱和性、也就是意在言外性去彰显一种更深沉和宽广的先锋意义。

　　你是研究艺术史的学者，请你从艺术史的角度做一下分析，在目前浮躁、浮夸的市场风气下，有多少艺术精品能被写入历史？还是在艺术史上只会记录下这样一段整体的动荡？同时，在市场动荡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家们将会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

　　高名潞：中国当然有在历史上写下一笔的艺术大家，而不仅仅是动荡浮躁的整体。之所以有这种印象，是因为我们没有成熟的叙事体系。我们的叙事来自借用的西方叙事模式。不是不可以用这个模式，只是它有自身的局限。

    在去年6月29日，绘于1993年的作品达到了310万美元，去年5月，曾梵志的油画达到了港币7540万元。而到了去年12月，曾梵志油画在佳士得香港因低于起拍价360万美元而流拍。

　　杨福东、张培力、张洹、蔡国强和艾未未，在所有的多媒体艺术家中取得了信心指数前5位的位置，“艺术战略”的调查认为，“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在拍卖行所创造的价格纪录导致的信心，而是由于他们的作品所包含的内容以及质量。”

　　“艺术战略”此次的调查，是根据全球62位收藏家、拍卖行、艺术商、艺术评论家的问卷调查结果所得，这种类型的投票将会在每6个月中进行一次。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