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内地很多读者来说，这是一本延迟出版超过22年的书，作者的名字也被雪藏超过30年。尽管岁月流转，名字已经脱敏，但是对于接受过起码的当代史教育的人来说，面对江青这个个头不高、身材消瘦的舞蹈家喊出她的名字心中还是存在一些自然而然生发出的纠结。毫无顾忌地能在各种场合喊出“江青”两个字和她打招呼的并非没有，江青在北京舞蹈学校的同学们就完全做得到。对于他们来说，自己面对的是曾经与他们朝夕相伴的同学与伙伴，他们呼喊的“江青”不会有任何歧义。
从那以后，这个名字就伴随她一生，尽管中间经历过因为特殊原因而对江青两个字的各种匪夷所思的“艺术化”表达，但是她内心认可的只有这一个名字——江青。
江独青变江青
出生在北平的江独青，在上海度过了自己无忧无虑的前半段童年。那时的人一举一动甚至自己的名字都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江独青“交出了”自己姓名中的一个字，而她的外公则交出了自己创办的私立小学。
不过这个表现进步的举动并未使外公远离随后的噩运，在家人将外公的字画、藏书与各种文件扔进灶膛通通付之一炬试图消灭一切使他身陷囹圄的“隐患”之后，外公还是被打成历史反革命，被判刑10年。
母亲安慰家人说：“每个时代的革命，都有一个阶级要被牺牲，我们恰恰是被牺牲的阶级，但是，不要因为这样就去仇恨，去反革命，只要中国大多数的人能好起来。”
外公的入狱让江青觉得耻辱，她拼命地想要逃离上海，1956年小学毕业之后，她做到了。
苏联舞蹈教育家花费两年帮助中国筹建的北京舞蹈学校，在成立两年后迎来了一个叫做江青的学生。那一年，她和几个同样来自上海的伙伴坐着火车回到了她出生的城市，如愿逃离了带着“污点和耻辱”的过去。
在北京舞蹈学校，他们将要成为“又红又专，为人民服务”的舞蹈演员，江青努力朝着这一目标前进。
很多年之后，江青翻看当年的照片，回忆在舞蹈学校的日子，常常还会感慨当年受过的“优待”：北京舞蹈学校的学生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连伙食都让一般人垂涎，主副食之外甚至还有营养品。有趣的是，当年舞校朝向陶然亭公园的旧址，现在成了那一带的老字号饭庄——致美楼。
那是每周两次的观摩演出机会，江青和她的同学们看到的有乌兰诺娃的《天鹅之死》，盖叫天的《武松打虎》，歌剧《茶花女》，以及侯宝林的相声。
那是一个很难形容的时代，无论对于江青还是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甚至是对于后来的只能通过历史记录对那个时代进行了解的人们，那段岁月都是让人无从描述，它充满了各种惊喜与悲伤，充满了满足与不安，充满了矛盾与迷惑，江青就在这个时代长大，成为了那个时代的宠儿，她想要成为三好学生，这成为她努力的方向与目标，她的同学们在很多年之后还记得午休时江青在床上练功的事情，而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允许的，检查学生们是否按照规定午睡的老师们的出现，让江青从床上一跃而起，结果鼻子撞上了上铺的铁床。那次受伤在很多年之后，被戏谑地称为是她日后“红得发紫”的前兆。
很多年以后，江青回忆起当年人们的疯狂举动，只剩下冷静，这是一个亲历者在多年的反思之后的冷静。不过当时身处时代之中，她仍旧努力表现出自己的积极，尽管内心并非没有怀疑。江青在舞蹈学校时，亲眼见识了学校老师之间的互相揭发，那些贴在墙上一层覆盖一层越来越厚的大字报上的问题她看在眼里，怀疑在心里，但是嘴上什么都不敢说也不敢问。
当时在革命的声浪中，全中国都陷入亢奋状态，年纪小小的江青也在这时代的巨流中被裹挟向前，直到她“叛逃”的那一天。
“叛逃”香港出演女主角
每年暑假都是江青去香港探亲的时候，1957年母亲就带着两个弟弟去了香港定居，而这个定居，无非就是赴港探亲时没有按照约定时间返回内地，或者说，是“叛逃”。幸运的是，母亲的“叛逃”并未影响江青每年暑假以侨生的身份往返香港与内地。
在内地当时的宣传中，香港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是充满暴力色情凶杀的污浊之地，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有钱人作威作福。身为“新中国的小主人翁”，江青对于香港表现出天然的厌恶。
尽管每次从香港回来，江青带回的新奇玩意儿都能引起同学们的围观与啧啧称奇，但是他们内心对于“制度优越性”的信仰仍旧坚定。
在舞校的最后一个暑假，江青意识到这是她最后的以侨生身份赴香港探亲的机会，毕业之后，侨生身份失去之后，她就不再能够如此顺利地出入内地。而正是这一次探亲，改变了她的人生。
父亲一直在香港与内地之间做生意，1949年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内地，这一次，他要求女儿留在香港。江青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要求，就像以前多次批评父亲的那样，她说他“不爱国”。而父亲则愤怒于自己女儿的脑子被清洗，这超过了自己在内地的产业遭受清洗引发的愤怒。
之前每一次赴港探亲都会按时回校，让组织很放心的江青终于在最后一次让组织失望了。父亲藏起了江青的旅行证件和回程票据，他们担心她一毕业，自己与女儿就会相见时难，有个身处内地的姐姐，也会成为两个儿子未来出国读书的障碍。
江青最初选择抗争，她绝食躺在床上，之后偷偷给学校写信，这封信获得了回应，她被安排在某时某刻在某地与某人接头，对方会安排她回到北京，可是事到临头，江青却逃进电影院中，在黑暗中放声痛哭，从此她与过去挥别，转身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
尽管已经选择“叛逃”，但是她的内心仍以“红色少女”自居，16岁的年纪，她无法正式进入社会，最后选择参加香港邵氏电影公司的“难过演员训练班”，和她一起进入的还有主动找上家门与她成为朋友的郑佩佩。
北京舞蹈学校的学习成果成为她进入电影行业的敲门砖，有些歪打正着的，本来是为电影《七仙女》作编舞的江青最终成了电影的女主角，李翰祥也成为江青进入影坛的领路人。
李翰祥与邵氏闹翻，自组“国联”，江青成为“国联五凤”之一，并随李翰祥赴台湾拍片。台湾“戒严”期间，江青从内地“叛逃”的经历足以吸引公众与媒体关注，但是江青对金牌导演提了一个要求，不能以“反共艺人”为宣传点。因为“人不能过河拆桥，我是在内地受的教育，也不是因为反共而离开内地”。江青对这一点无比坚持。
在台湾，江青拍了7年电影，出产20多部片子，她成了专职的艺人，她的生活开始变得透明，她也需要出席一些不得不出席的社交场合，就像在内地时参加中南海组织的舞会一样。
江青在台湾结婚，丈夫是当时还是穷学生的刘家昌，他们的婚姻生活外人无从置喙，但是江青自己的描述却并不幸福，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江青自组公司筹备资金让丈夫执导，自己担任主演，当时几乎每部片子都以虎头蛇尾告终，而自己也在片场饱受委屈。拿到金马奖之后，奖杯成了儿子的玩具，被掉在地上摔成两段，奖金第二天早上就只剩下空信封。
这段婚姻结束时，江青遭遇了人生中更大的难关，各种污水向她泼来，甚至有了她是“匪谍”的谣言，在当时的台湾，这有可能置她于死地。
江青决定离开。[NextPage]
在美国教舞蹈
在1970年，江青到了美国。她经历了最初的孤苦无依，终于重新在舞蹈中找到了自己的路，甚至开始靠舞蹈养活自己。她在大学找到了教舞的工作，并且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人生。
在北京舞蹈学校的基础这时像是春天埋下的种子，开始发芽，朝着另一个太阳，成长，开花。
江青开始“皈依”现代舞，1977年，她创作了《深》，这是描述她离开台湾的心路历程的作品，四个象征妖魔鬼怪的舞者围绕着白衣女舞者展示着黑暗与邪恶的力量，白衣女舞者挣扎，抗争，最后终于突破，四个妖魔鬼怪遁去。
这一代表作在中国内地演出时，已经是中国刚刚开始讲述“春天的故事”的时代，中国内地的观众将其解读为：四个妖魔鬼怪是四人帮的化身，女主角最后拿下面具象征人民重见光明，妖魔鬼怪遁去象征四人帮的垮台。
江青对这种解读也表现出认可，显然她与她的舞蹈家朋友林怀民一样，认为现代舞就是这么一回事——观众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体验做出符合自己经验的解读。
在美国江青重新回到舞台，开始跳舞，而她内心还有更想回到的地方，中国内地。文革结束之后，江青开始申请回中国探亲，她的每一次要求都石沉大海，直到1978年她的瑞典籍男友受邀到上海做访问学者，他们想出了结婚冠上夫姓以专家配偶的身份才得以成行。
直到1980年代，她的名字还是与中国交流的最大障碍，甚至连她的舞团在香港的演出海报上都不能用正式称呼“江青舞蹈团”，而只能用“江上数峰青舞蹈团”。
首次回国两年之后，江青终于能够在中国巡回演出，但节目单上的名字是“江菁”，舞蹈学校陈锦清校长在文革中因为“培养了反革命叛逃分子江青”遭遇的批斗让她心有余悸。
那次巡演之后，江青几乎成了中国舞蹈与美国现代舞交流的中间人，她幸运地迎来了中国舞蹈开始走向世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她又一次充当了见证者，她帮助成立了广东实验现代舞团，促成了舞蹈演员赴美交流学习……
（实习编辑：刘颖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