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玉光先生我只见过一面，是在我六十周岁所办的人生第一个画展上，我的一位朋友苏毅带了他，还有另几位他的朋友，来捧场，各各买了我的画，让我铭感深深。苏毅是东坡的后裔，我又大爱东坡，遂为好友。他的朋友，我自当也视为朋友。他带了谢玉光跟我打招呼，当时人多，没能说上几句话，被人吆喝来吆喝去，招待不周，甚是抱憾，也因此对谢先生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只记得他样子仿佛很憨厚，略有些腼腆，环境喧闹，但说话声音并不高，也不多。仅此而已。
前两日苏毅来我家，聊天中取出谢先生的《我从山中来》的长篇小说打印稿，说湖南文艺出版社付梓在即，谢先生想请我寓目，谈点印象。喝茶，听苏毅说谢先生这本书，是写他真实的人生经历，他从山坳里一个穷孤儿，如何忍饥挨饿，半工半读，以极薄的底子而立志考大学，绝地奋起，不折不挠，一考不中，复读之后再考，竟高中全县状元，少年志向终得圆满。过程中的艰辛磨难，非如今年轻人所能逆料，一一道来，桩桩皆有血泪，也皆是真实，形同自传。而谢先生写这本长篇小说的目的，便是他自己所撰“代序”的标题：“写给孩子看的故事”。也即是说，他要用自己荜路蓝缕，自强不息，抗争命运的故事，教育他的孩子，如何面对困境，挣脱困境，并最后战胜困境，直挂云帆济沧海。
我平生最厌恶的便是这个时代甚嚣尘上的“成功学”。它教育孩子野心勃勃，人生路径设计的终端目的便是非富即贵；教坏了一代一代善良孩子，让他们知识丰满，心智残疾，终至于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幸谢先生写作此书，并非成功学的用心，也并非意在励志，而是让自己的孩子了解父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坎坷、命运，同时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在如此经历坎坷并命运中树立起来的“三观”同人生态度，以达成代际的沟通和理解。他不是在孩子面前充当楷模，而是同他们成为朋友，道尽自己的心曲而已。至于孩子通过这本书中的经历如何看待自己的父辈，他相信孩子自有他的理解力同判断力。
这本小说我粗粗看完，不免也叹了一口气。作为一个在城市生活、求学并工作，一路顺畅的人，看到书中农村中的寒门子弟生活之路之艰辛，求学之路之崎岖，小小心理上所承受的大大困厄，着实在我的经验之外。比方高考倒计时的那些日子，书中主人公阿难每餐充饥的只是两个红薯；比方上天入地也求不到一本《高考大纲》，复习如在黑暗中摸爬；比方书中的可爱的刘老师的家人在老家无米下锅，好不容易买了一点米送回家又在火车站被饥寒生盗的歹徒生生抢走并在争夺中摔伤；比方“五七中学”极左的雷校长压制学生的学习时间，阿难他们竟跑到矿山借着矿区的路灯夜读等等这些经历，对于城市里的孩子来说，是无论如何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力。
阅读中，只觉得所写的一切皆很真实，尤其是那些生活场景同细节，包括对话，基本上还原了生活的本来面目，有着乡村生活的肌理同质感。当然，作为小说，人物关系同情节设置的某些地方，仍可以看到虚构的功用，比方阿难中考本来有进入县立一中的机会，偏在这节骨眼上，父亲在灾祸中死去，命途就此改变，交不起学费的阿难只好听从郭斌老师的安排进了半工半读的“五七中学”；又比方在高考最要紧的时刻，残疾的母亲突然决定改嫁，让阿难承受了一次巨大的心理与情感冲击；再比方书中美丽好学的姑娘钟雪晴立志要与阿难一起考上大学，却在关键时刻母亲突然中风，她只能选择放弃求学之途。等等这些“意外”，使这部自传体的小说除了自传性之外有了小说性。
我个人在阅读中的感觉，是这部书，自传的比例是百分之八十，而小说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我于是想，去掉那百分之二十的“意外”，把它写成一部“非虚构”的作品，难道不更好吗？
“非虚构”作品，在国外相当盛行，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常常有非虚构作品高登榜首。比方纽约时报评出的2018年十佳畅销书，虚构与非虚构作品便各占一半。非虚构作品中就有《受过教育》和《小人物》，前者也是讲的求学故事，作者韦斯特弗为了求学而疏远家庭的个人经历，构成了作品的内容。后者也是自传，作者乔布斯在书中重现了她那令人震惊的童年生活。国内近年也渐渐兴起了非虚构作品热。
真实比什么都好。因为唯有真实，才有现实的力量，以及改变现实的力量。谢先生如果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写成非虚构的作品，我想会不会更加感动人呢？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揣度，无关宏旨，就这部《我从山中来》文本本身来说，我想谢先生要给他的孩子看，那当然是值得看的。它是一部严肃的书，同时也是一部真诚的书。我猜测谢先生在写作过程中，一定在许多地方，许多时候，洒下了满纸热泪。
这部书的书名，让我想起了胡适先生的诗，后来人给它谱了曲，歌名叫做“兰花草”。我一直喜欢听：
我从山中来，
带着兰花草。
种在小园中，
希望花开早……
八年前我去绩溪，特地拜访胡适先生故居。进门，望见厅堂正中挂的胡适先生七十岁的一张肖像，眼泪不由自主就流出来了。
他那目光中射出来的人格的力量，真是有着无可抗拒的感召力。
这部书中的主人公阿难，小小的年纪，一贫如洗，之所以能够战胜困境，靠的，也是人格的力量。
（编辑：夏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