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使命，是勾勒民族灵魂

　　——对话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

　　在生活快节奏的时代，文学界也似乎弥漫着一种“轻松”的氛围。写书的，瞄准的题材或娱乐或消遣乃至身体写作；出书的，唯图一个“快”字，甚至20天就推出一套洋洋大观的读物。

　　那么，当今的文学，还需不需要“厚重”、“底蕴”、“深度”，还需不需要有责任、有担当的使命性作品？对于这个问题，不少优秀作家既有忧思，更有忧思中的坚守。 

　　这也正是《记者》独家对话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忠实的缘由所在。

　　浓茶，雪茄，坐在面前的陈忠实，脸庞沟壑纵横，眼神锐如鹰隼。

　　16年前，他蜗居在透光漏雨的乡下祖屋里，就着妻子送来的手擀面和馍，埋头写出了长篇小说《白鹿原》。

　　16年来，《白鹿原》累计销售600多万册，赢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并被公认为我国当代文学中最具经典意义的一部精品力作。

　　16年后，陈忠实携新书《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参加上海书展，并接受《记者》独家专访。

　　他用带着浓重陕西口音的浑厚嗓音，缓慢而沉稳地回应着我们的问题。

　　言谈中，不难发现：这是一个把自己定位为农民和作家，而不是文人或官员的陈忠实。这是一个始终致力于描写和解析这片热爱并熟悉的土地上的人，用笔勾勒出这个民族的灵魂的陈忠实。

　　作品是作家的唯一身份，作家要用作品说话

　　记者：您的长篇小说《白鹿原》是1993年出版的，可是直到十多年后的今天，《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才和读者见面。这姗姗来迟的背后有什么缘由？

　　陈忠实：其实《白鹿原》发表以后，反响比较大，当时就有不少出版社、杂志约我写自传，我都谢绝了。这可能和我对作家这个职业的个人“偏见”有关。我觉得作家的意义就是写作，写出来的作品能被读者接受、能完成较大范围内的交流，这就很好了。至于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跟创作不能说不无关系，但是意义不大。

　　记者：作家是用作品说话的，作品是作家的唯一身份。

　　陈忠实：对，在作品之外，作家就不需要多说话了。包括我已经出版的60余种小说、散文、选本和文集，除了编辑要求，我很少写序言和后记。作品就让读者去看吧，文学圈内的作家、评论家，也任他们去审读。作品里头所包含的东西，相信读者和评论家都能理解，都能完成这个交流，所以没必要再写。

　　当时我还有一个心理，就是和我同时代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国家的经济困难和政治灾难，在农村，这种苦难可能更深重。我高中时的好多同学，吃的苦不比我少，有的写作能力也不比我差。但是没有人去找他们写自传，让他们把自己受的苦表达出来。为什么要找陈忠实写自传？无非就是因为我写了几篇小说嘛。

　　记者：所以您不愿意写自传，也不愿写“多余的话”，做“多余的事”。

　　陈忠实：这种想法直到现在还没有转变。至于以后会不会写自传，我不知道。但是仍然有出版社不断约我写自传，2004年，借着又一次约稿的机会，我才最终决定退一步，不写自传，写创作手记，把我写《白鹿原》的感受写出来，作为一个参考，这对写作还是有意义的。于是先试着写了4个与《白鹿原》写作有关的话题，如果读者有兴趣，我就继续写下去。结果反馈不错。于是前后拉拉杂杂写了两年，今年6月初完成了最后一篇，交给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被读者的阅读印证之前，好话就是强加

　　记者：您的低调似乎是一贯的。《白鹿原》出版时，也没有做什么宣传。

　　陈忠实：关于这本书，我心里觉得十分踏实的一点，就是整个出版过程没有炒作。

　　《白鹿原》出版前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连播”中播出，很多人听到后都来询问这个小说什么时候能出。我就和《陕西日报》一个编辑说，你帮我给读者报告一个准确消息，告诉他们这个小说什么时候出版。他很快拟了一个消息草稿出来。我看后坦率地说了自己的意见：第一，溢美之词一句也不要，因为在被读者的阅读印证之前，好话就是强加；第二，内容简介索性不提，因为很难概括，只说这部小说写的是1949年以前的乡村故事，就可以了；第三，作者耗时6年，不必强调，如果读者读不出兴趣，耗时10年也是白搭，创作时间的长短不是作品质量的决定因素。我和他在书房里磨蹭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写了百十来字的一个书讯，说明这个小说什么时候在《当代》连载，什么时候出书，通篇没有一句评论，仅仅就是把这个事情讲清楚，让读者知道这回事儿。在《陕西日报》上发表的百字消息，是《白鹿原》发表和出版前唯一一篇宣传文字。

　　记者：那时候还没有“炒作”这个词。现在出一本书，宣传的手段就非常多，采访、签售、讲座……

　　陈忠实：我觉得在今天，起码的宣传是必要的，因为现在的情况毕竟和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同了。现在的出版量太大，全国一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有1000多部，几乎每天3部长篇小说。你就是不吃不喝不睡，也看不完。所以，若是不做必要的宣传，就很容易被淹没。况且这么多的书，读者也很难选择。有了必要的宣传，读者看到后感兴趣，才会买来读。

　　记者：在您看来，怎样的宣传是适当的，不至于沦为“炒作”？

　　陈忠实：宣传必须是准确的、科学的，它能让读者了解这本书，供读者选择。但千万不要“瞎吹”。如果是瞎吹，读者看了书以后发现和宣传的不一样，就会觉得失望、挫伤，就会不再信任宣传，这对文学的损失是很大的。

　　记者：最终还得让作品说话。宣传再火爆，作者再东奔西跑，作品经不起考验，即使“畅销”，仍不能“长销”。

　　陈忠实：是的，关键是作品本身。读者的阅读和感受，才是最好的交流。如果读者读了以后觉得好，他会推荐给他的朋友。包括我也是这样，读到一本好书，就会乐于与朋友分享。这种宣传是最可靠的。瞎吹、炒作的结果不仅适得其反，而且破坏了作者、媒体的公信力。现在人们厌恶的是，文学力量不足而自我炒作有余。

　　记者：尤其是用非文学的方式炒作文学。

　　陈忠实：非文学的手段，不可能达到文学的目的。虽然在今天这个商业化时代，这类手段往往还能奏效，我们也看到一些非文学的炒作造成的热闹场面，但都不长久，热闹一阵儿也就迅速冰锅冷灶。

　　性描写的最重要原则是“不作诱饵”

　　记者：《白鹿原》没有任何炒作，但其中大胆的性描写也曾引起一些反响，在被搬上舞台和银幕的过程中也成为人们关注的所在。[NextPage]

　　陈忠实：其实，在我写作的开始几年，文学作品还没有“性”的概念，顶多是写爱情，但也只限于一定程度。我那时似乎不由自主地以男性为主要写作对象，作品里甚至没有女性。我有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叫《徐家园三老汉》，颇得好评，大家都觉得陈忠实写老汉写得挺好的。

　　后来，社会不断进步，文艺政策不断开放，我对文学的理解也在发展，意识到，如果一个作品回避女性，就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环境。一直到写《白鹿原》，我发现这段民族历史是回避不过去的，不仅是我个人的写作不能回避，而且是我们的生活、社会不能回避。

　　在《白鹿原》反映的年代，最新的理念就是打破封建，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提倡自由恋爱，不再包办婚姻，标志性的行动就是女人要把小脚放开，女性要进入社会。这已经不只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的命题、革命的命题。当这个命题进入到普通人们的生活，进入到白鹿原的社会以后，会引发怎样的反应？它涉及到我们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我就意识到，对“性”不能回避。不仅“不回避”，而且要“撕开写”，要写出在封建幕布之下的中国女性的种种生存形态。

　　记者：“不回避”和“撕开写”是一种“放”，那么如何“收”呢？

　　陈忠实：在写作时，我给自己写过一张提示性的小纸条——“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在写作过程中我发现，对于性的描写最重要是第三个原则——“不作诱饵”。就《白鹿原》而言，性的概念、性的理念、女性应该如何生活，是一个时代中国人精神历程中绕不过去的严峻问题，关键就在于对性描写的必要性的再三审视，和描写分寸的恰当把握。

　　记者：当性描写后来成为大张旗鼓的“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时，您怎么看？

　　陈忠实：我认为不能单纯地为写性而写性，不能把性作为招徕读者的一种诱饵。这一点往往是一个作品高下、雅俗的分野。

　　好的作家，应该从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

　　记者：这次您的新书，用了海明威的话“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作为书名。

　　陈忠实：我是在一篇文章中看到海明威的这句话，当时眼前一亮、心里一震。我的第一反应是，文学创作这一颇多神秘色彩的劳动，让海明威的一句话说透了，这句话揭示了一个作家创作的全部奥秘。

　　记者：对于作家而言，什么是“属于自己的句子”？

　　陈忠实：“句子”是一个比喻，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白描或叙述的语言、文字。我的理解是，它是说作家对历史和现实的独特体验，既是独自发现的体验，又是可以沟通普遍心灵的共性体验。当然“句子”也包括艺术体验，以一种独特的、最适宜表述那种体验的语言完成叙述。表述有各种形式，不同的内容要选择合适的表述形式。

　　记者：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体验和追求。

　　陈忠实：一百个作家就有一百种独特的体验，所以文坛才呈现出多元化的景象。但是，作品进入读者层面以后，这些个人体验能够在多大范围上引起人们精神和心理上的呼应，往往决定着一个作品的质地。

　　记者：个人体验有高下之分。当前，有些过于琐碎、家长里短的体验，引起了读者反感，甚至被称为“尿布文学”。

　　陈忠实：生活体验既是作家个人的生活体验，又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如果能更深入一步，从生活体验的层面进入到生命体验的层面；进入生命层面的这种体验，在我看来，它就更带有某种深刻性，也可能更拥有哲理层面上的一些东西，赢得更广泛的读者的心灵呼应。[NextPage]

　　对于一个有追求的作家来说，他的创作发展应该经历一个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过程。有些作家能够完成这个过程，而有些作家可能没有完成这个过程。就我的感觉，属于生活体验层次的作品是大量的，而进入了生命体验层面的作品却很少。

　　作家的使命，就是用笔勾勒出民族的灵魂

　　记者：长久以来，您一直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条道路是从何时起步的？

　　陈忠实：初中二年级时，我第一次读到赵树理的小说《钱寡妇看瓜》，大为震惊——这样的农民和农村生活是我再熟悉不过的，赵树理竟然把我的生活感受激活了。在作文课上，我模仿赵树理的语言，写下了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当时是无意识的模仿，但实际上就开始了寻找。

　　记者：多年来，您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农民，您的笔下总是流淌着浓郁的“关中情结”。

　　陈忠实：说到关中，这片土地太不一样了，和北京、上海都不同。可以说，它是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明开发最早的地方。西周的首都在西安，当时叫镐京；之后秦统一中国，这对我们国家的意义毋庸赘言；后来到汉，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尤其到唐，创造了封建文明的鼎盛时期……这些历史都是在关中、在我们西安完成的。

　　当然，我做的不是理论上的研究。作为一个作家，我感兴趣的，是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遗落在民间的生活形态。这不仅仅反映在人们吃什么、穿什么上，更重要的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他们的精神世界是一个怎样的变化历程，这是我所关注的。比如，辛亥革命，封建社会的解体带来了巨大变化，代表封建帝制的辫子被剪掉了，女人缠了千年的小脚要解放了，作为一个有着特殊记忆的民族，这些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作家关注的是这种变化对人的心理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冲击、颠覆，直至更新、嬗变。

　　记者：历史恢宏，但总要落实到具象的“人”身上。

　　陈忠实：对。封建社会如何腐朽，政权如何更替，这是历史学家研究的话题。我是写小说的，我更有兴趣的就是这些理论的东西遗落到民间，人民的心理、心态经历了什么。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富裕的和穷苦的、男人和女人，形形色色的人，他们的心理是一种怎样的状态，这非常有意思。

　　记者：《白鹿原》问世后获得了极高评价，有人说《白鹿原》堪称一部民族史诗。

　　陈忠实：写作的时候我根本没想过后来读者会如何评价。那些与我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过的人，令我心生敬仰。我就是想解析这片我所热爱并且熟悉的土地上各种各样的人，反映从封建体制解体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50年时间里中国人的精神历程。

　　巴尔扎克说：“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当然和当代很多作家一样，也想用自己的笔勾勒出这个民族的灵魂。因为民族间最好、最深刻的交流手段，就是文学。文学作品所能达到的对一个民族的认识和理解，是其他任何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读物都难以相比的。

　　记者：谈到当前的文坛，许多人说，经典难现、大师难觅是因为商业化的影响。

　　陈忠实：我不这么看。读者是有各种兴趣和需求的，美国有许多人专门写消遣读物，但是这并不妨碍美国产生海明威这样的作家。欧美国家的娱乐手段比我们丰富得多，但依然有一批有思想、有见地、有艺术特点的作家在努力，纯文学作品仍然能够几十万、几百万地印刷发行。

　　当然，在当今，作为一个作家要做到心无旁骛，名利什么的都不成为创作的干扰和妨碍，确实很难。但是，难也得坚持。因为我们的民族需要一种清醒的思考。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