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蒲荔子
“2009南国书香节暨羊城书展”昨天闭幕,一干名人作家带来了他们的新书和讲座。8月20日,书香节开幕的第一天,叶永烈带来了他最新修订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历史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和《毛泽东与蒋介石》。活动结束后,本报记者专访了他。
谈到纪实文学,就不能不提叶永烈的名字。但谈到叶永烈,可以说的就不只是纪实文学。从上世纪70年代的电影导演、科普文学作家,到今天的纪实文学大家,叶永烈写过描写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马思聪传》、《傅雷之死》、《梁实秋的黄昏恋》,第一部记录文革的纪实作品《“四人帮”兴亡》,还有“纪实摄影”作品《真实的朝鲜》、《樱花下的日本》……兜了一个圈子,他至今仍认为“纪实文学”写作这条路没有选错。
在公安部看四麻袋资料
“报告文学《思乡曲》寄到美国去,马思聪看后大为吃惊。”
叶永烈的纪实文学涉及很多重大人物和敏感历史,一般人很难想象他如何获取那么丰富的材料,采访到核心的当事人。叶永烈告诉记者,他的纪实文学的资料来源,一个是文献,一个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
早期写作纪实文学《马思聪传》,他辗转上海、北京、广东搜集文献、采访当事人。在马思聪的故乡广东海丰县,他拍下了马思聪的故居,走访了马思聪的3个堂弟,还通过县公安局、档案馆、文化局、地方志办公室搜集各种资料,特别是在公安部档案室查阅了马思聪“出逃”的档案。这部作品一出版,就被全国报纸、杂志广为转载,反响极大。“科学需要探访求证,需要尊重事实,这跟纪实文学的创作是一个道理。”
而要采访到当事人,积累人脉是叶永烈成功的原因之一。当年上京查找马思聪的档案时,叶永烈就住在公安部的招待所里。那里住的都是穿制服的“大盖帽”,唯有他一身便装,当被要求出示身份时,同行的人一句“他是来自上海局的便衣”,给叶永烈开了一条“绿色通道”。在那段时间,叶永烈在公安部查阅了足有4麻袋的“002专案”资料——马思聪1967年坐的是广州新港渔轮修配厂的002号电动船前往美国,康生批示要重点调查此事。而他根据这些历史档案写成的报告文学《思乡曲》寄到美国去,马思聪看后大为吃惊,还以为叶永烈是当年负责调查自己的专案组成员。
陈伯达刚出狱就去采访
“我把陈伯达的书都看了一遍。他去世前还写了一幅字送给我。”
那次在公安方面积累的人脉,为叶永烈获取第一手信息和资料提供了便利,比如他对陈伯达的独家采访。1988年,叶永烈通过消息人士得到了陈伯达因病保外就医的信息,即开始准备采访。出于程序上的考虑,公安部建议叶永烈等陈伯达刑满释放后采访和发表文章更合适,就在公安部1988年10月17日为陈伯达举行刑满仪式刚满10天的时候,叶永烈就来到了陈伯达的家里。
叶永烈回忆,陈伯达起初并不同意接受采访:“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对这种历史上的“大人物”的采访,第一手信息固然重要,做足功夫也是很必要的,特别是案头功夫。“我把陈伯达的书都看了一遍,我们一见面,他就考我‘对那5顶帽子怎么看’——就是指他头上的国民党反共老手、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5顶帽子,我就如实说‘都不相信’,认为他不应该算是叛徒,至于‘托派’,我跟‘托派’有过接触,他们并不属于反革命的范畴。”第一次采访他时,他还是很不乐意拍照;到后来他就很配合了,他一直戴着帽子,因为拍照他第一次把帽子摘下来,还拍了一张他看报的照片。叶永烈说,“他去世前还写了一幅字送给我。”
与华国锋秘书联系多次
“去年华国锋去世,没有留下一篇回忆录,很可惜。”
[NextPage]强大的人脉在采访彭加木事件时也派上了用场。叶永烈回忆,“1980年6月17日,上海科学家彭加木在新疆戈壁沙漠深处的库木都克失踪,我当时离开上海,踏上飞往新疆乌鲁木齐的飞机,准备换乘直升飞机飞抵茫茫黄沙之中的库木都克,加入搜索彭加木的行列,但被拦了下来,因为当时那里是我国的核基地。于是我打电话给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钱学森的秘书,才进到那个地方。我进去后,采访了大量的人,获得第一手资料,写出了《彭加木传奇》一书。但那本书在20多年后才得以出版。”
而采访陈云夫人于若木,则是叶永烈直接联系的。极少让记者进中南海家中采访的于若木,第一次向叶永烈讲述了她早年与陈云相识的经过,还谈了她的家世,并向叶永烈出示了陈云写给于若木哥哥的信件。这封信是1939年从延安到西安辗转寄出的,收信人是英国伦敦的于若木的大哥于道泉。信的原件是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在北京的集邮市场发现的,内容是陈云向于家“家长”的自我介绍,“写得很有趣”,叶永烈在采访过程中得到了这封信的复印件,并在《陈云传》中首次公之于众。
叶永烈表示,在纪实文学写作中,不仅资料要有据可查,而且要有自己清醒的辨认:“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把握,要有清醒的脑子。我的‘红色三部曲’150多万字,在大陆、香港、台湾同时出版。这部作品系列是作为国庆献礼的,大家都喜欢看,说明纪实文学写作要非常客观。”
“我是理工科出身,做事讲究扎扎实实。我没有采访到华国锋本人,但是跟他的秘书联系过好多次;华国锋顾虑重重,一直不愿意说,他的秘书转告我说,必须得到中共办公厅的批示,这就很不容易得到了。去年华国锋去世,没有留下一篇回忆录,虽然有他自己的考虑,但是很可惜。也许我做的努力不够吧。”讲到这里,叶永烈的声音里满是遗憾。
在美国手抄《蒋介石日记》
“日记里面写到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对毛泽东称呼的变化,很有趣。”
“原来的‘红色三部曲’里,只给毛主席的话作了注解,至于蒋介石嘛,当时我想注不注无所谓。”叶永烈表示,他这次改写“红色三部曲”,不仅加上了有关蒋介石的注解,而且增加了很多内容,资料来源一是存放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一是北京协和医院的蒋介石1935年的病历。
《蒋介石日记》的资料得来不易。“那里不许复印,也不许拍照,我就早上去抄,中午吃点干粮——那里也没有吃饭的场所嘛,下午继续抄。这个日记很难得,里面写到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对毛泽东称呼的变化,很有趣。他白天跟毛见面,回来写日记又骂毛,以前是称他为‘毛匪’,后来称‘朱毛’、‘毛共’,再后来就写‘毛泽东’,最后又骂‘毛匪’,可以看出他对毛泽东态度的变化。”
而蒋介石在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一事,是叶永烈通过查找存放在医院的病历得到的资料:“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过后,以为胜利在握,就在红军长征前夕带着宋美龄飞到北平休息,住在北平的协和医院。病例上记录有今天检查什么,明天检查什么,我跟《蒋介石日记》里面记录的内容对照,果然印证了他这段时间在北平‘看病’一事,这个细节是第一次挖掘出来——红军长征前,蒋在干什么?”
谈新一代作家
我就是当年的韩寒
作为上海文坛的“前辈”,叶永烈对当代上海的新一代作家很关注:“韩寒刚成名的时候,关于他学习偏科之类的争议很多,我就说,他是一个特殊的人,不能用常规来要求他。他是一个作家的料,就不能要求他数理化怎么样。我就是当年的韩寒,当年也是这么走出来的嘛。”谈到现在的高考改革,叶永烈提倡人才培养模式应该是一个象形的“尖”字:“尖字是‘小’字下面一个‘大’,表明基础要打好,才能拔尖。文理都有基础,一个人将来的发展就会有充分的余地。”
而对于此有媒体报道的他想把郭敬明的《幻城》拍成电影的说法,他表示这是媒体的误传,他没有说过这话。[NextPage]
谈读书和写作
作品不要像冰雕一样
叶永烈阅读范畴之浩大,成就了他的高产和高效率写作。“我家里有5万多册藏书,自己每天会看许多书、杂志、报纸。如果要我推荐的话,我只能说要看一些有价值的书,不要看‘跑马书’——就是一部电视剧出来,这本书也跟着推出来,像跑马场一样。作品不要像冰雕一样,看上去很华丽,但是太阳一出来就融化了。好的作品应该是‘青铜器’,虽然看起来黑不溜秋,但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单就历史题材的纪实文学来讲,新中国60年的历史本身就是很丰富的矿藏,也给了作家很大的创作余地。”
明年的书市,叶永烈还会有两部新书跟读者见面,至于书名和内容,这位较真又不失可爱的老人说:“保密。”
(编辑:李明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