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岁的黄晓同最后登台指挥。

　　昨晚，作为上海交响乐团开幕演出季的第三场演出，在东方艺术中心举行的“耄耋桃李，黄晓同80华诞师生专场”上，当黄晓同颤颤巍巍地被余隆扶上指挥台，老人坐定后气定神闲地开始扬起手中的指挥棒，“一代宗师”的气场令全场屏息。整场热闹欢腾的音乐会，最终以一曲深沉舒缓的《天方夜谭》压轴收尾。这首讲述“王子与公主”优美爱情的“小夜曲”融合了温情脉脉的缠绵倾诉与娇蛮俏皮的活泼跳跃。旋律中的深沉与悠扬交替流转，浓浓的爱意弥漫在音乐厅上空。

　　比起东艺音乐厅以往较多的高雅艺术，昨晚的音乐会在曲目上均属于通俗易懂的入门级，大牌指挥家们举手投足间的抑扬顿挫即可将现场气氛调节到高潮。而这绝不是一场浅显的音乐会，相反它是深沉的、充满爱意的音乐会，是师生之间的情谊，是指挥家们的“致青春”，亦是黄晓同的“再回首”。

　　也许是为了契合庆生的欢愉气氛，昨晚的音乐会上，指挥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热烈的歌剧序曲，令现场气氛始终处在“发烧”状态。

　　黄晓同的得意门生、上海交响乐团“掌门人”余隆首先登台，以一首威尔第《命运之力》序曲为音乐会暖场。铜管乐肃穆的快板充满力量感，弦乐紧凑地展开命运的质问。

　　下半场林友声指挥的《西西里晚祷》则表现得规整、严谨，泛出绚丽的古典主义色彩，庄重与典雅并进演绎出浪漫的戏剧性矛盾冲突。陈燮阳选择了俄罗斯音乐之父格林卡的交响音乐顶峰之作《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序曲》，这部序曲的旋律轻快、华丽，演奏技巧高超，在俄罗斯管弦乐发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欢腾奔涌、连绵不断的音阶如同喷洒的水花一样跳跃在舞台，鲜明生动的音乐语言和陈燮阳慷慨激昂的手势一齐点燃了观众的热情。

　　来自西藏的指挥家俄珠多吉告诉早报记者，参加这场音乐会比自己在外面指挥任何音乐会都要紧张，感觉好像回到年少的时候，来给老师交回课作业。“我现在已经退休了，但一听到老师的召唤，又好像回到学生时代，很紧张，又翻谱子又听录音，感觉要去上课等待老师的检查一样。”

　　二十年前，同样的生日音乐会，俄珠多吉在现场演出了当年恩师亲手教授的乐曲，而在昨晚的音乐会上，俄珠多吉带来的是一首藏族风情浓郁的《热巴舞曲》，向老师汇报近年来自己致力于推广民族艺术与西方交响乐的成果。

　　黄晓同最后奏响的《天方夜谭》反倒使整场音乐会沉下来些许。“柯萨科夫的《天方夜谭》艳丽深厚，又通俗易懂，你看我前面是陈燮阳，指得闹腾极了。但一直这么闹腾着，音乐会没有层次。不过我也很能理解他们这样选曲，这个舞台汇聚了这么多顶尖的指挥，每个人都想露一手，每个人都想把最拿手的曲子拿出来博得观众最大程度的认可。他们都去挤那一扇门，我就把门再敞开点。”

　　音乐会末尾，几位学生推上蛋糕为老师唱响生日歌的场面充满了温馨与感动。

　　“也许他们自己会当作是考试，但我不会再给他们打分了。”亲自上阵之前，黄晓同坐在观众席里，聚精会神地听完所有学生的演奏，有时若有所思，有时双手高举过头带头热烈鼓掌。也许正如陈燮阳所说，“没有哪位老师会对自己的学生百分百满意的。”[NextPage]

　　特写

　　“琢磨了一辈子的东西证明是对的”

　　每个学生名指挥，

　　当年都把着手挥过

　　余隆、汤沐海、陈燮阳、张国勇、林友声、许忠……黄晓同的学生几乎占据了当下中生代指挥的“第一梯队”，而无论多大牌、取得多大成就，黄晓同说，在他眼里，这些指挥家都是他的孩子。例如余隆，黄晓同回想起余隆小时候，就是个“太活跃”的孩子，“他指挥不好莫扎特，我虽然骂他但也不约束他。就像今天，他是一个复合型的指挥家，虽然少了些心思沉在音乐里钻研，但他看到更大的格局，知道眼前什么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他的才能也是别人所不及的。”而继承了教学“衣钵”的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张国勇也让黄晓同颇感欣慰，“张国勇是一位理智与头脑兼备的指挥，他懂得实践的重要性，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带着学生走出学校，在歌剧院和乐团排练。”看完陈燮阳的排练，黄晓同评价说，“他还是那么帅气，英姿飒爽，和年轻的时候一样。”

　　此次演出的上海交响乐团，前总监陈燮阳和现总监余隆都是黄晓同的学生。说起这个经过他两任学生调教的乐团，黄晓同打开了话匣子。“上交的弦乐令人印象深刻，弦乐声部的深度和广度都极具可塑性，同时拥有柔和温暖的特质，当然他们也可以演奏得很有锋芒，但他们不讲究这个，而是考究内在的张力更胜过一时的爆发力。”同时，黄晓同也说起去年他救场指挥爱徒余隆的另一支乐团——中国爱乐的感受，“爱乐的管乐声部胜于上交，弦乐则太有个性，太显锋芒，不受拘束，有强烈的表达欲。”

　　指挥各有自己的个性，但身为严谨学院派的黄晓同还是要求每一位学生都先掌握好音乐的基本规律。“有很多学生觉得自己感觉很重要，不按照谱子来，自己乱发挥，但过几年他们总会回归，知道有些过程是必须要经历的。”黄晓同得意地说，每一个现在大名鼎鼎的指挥，我当年都把着他的手挥过。问及指挥教学中什么最重要，黄晓同说，“手势里的音乐和呼吸是可以看得见的。”说着，他自顾自地对着记者挥起手来，“一拍从何处起？手的位置与额同高，这么一路往下打到腹部，你看，这样打下来你觉得有音乐吗？”“再看，我这么下来，1234，有了。”他又挥动手指，嘴里哼出音调，“你看，这样就更丰富了。”黄晓同说，“一个手势，里面包含的拍子、拍子的分量都能在手上 体现出来，乐队看你的手，就像看到谱子一样。这就是要把一个指挥扔在乐队里去磨的东西。”

　　张国勇回忆说，1997年他从俄罗斯留学归国的第一场音乐会指挥了难度极高的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音乐会结束后，他竟意外发现恩师黄晓同抱着一本总谱坐在观众席里。黄晓同说自己没有机会在乐团里真正实践这样高超的交响乐指挥技艺，借着学生的光来学习。黄晓同告诉早报记者，失去了实践的土壤，自己始终不是一个真正的指挥家，因此，现在每一个学生都是他学习的榜样。

　　看到学生不尊重艺术、

　　不珍惜才能会伤心

　　黄晓同一家兄弟姐妹六人均投身音乐事业，大哥黄晓庄作曲，大姐黄晓芬拉大提琴，二姐黄晓苏攻声乐，黄晓同学习指挥，弟弟黄晓和研修音乐理论，妹妹黄晓芝拉小提琴。而这样不同的分工完全是兄弟姐妹们完全自主的选择。

　　选择了指挥的黄晓同，刚开始并未表现出太过抢眼的天分，连在学校管弦乐队的职务也是毫不显眼的定音鼓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单凭耳朵硬生生地背下了佐尔坦·科达伊的双人舞交响乐总谱，震惊全校。上世纪60年代，黄晓同成为新中国第一批送去苏联学习的留学生。当时同去学习的指挥系留学生还有李德伦、严良坤、曹鹏、韩中杰和郑小瑛，均读了1-3年不等的研修课程，只有黄晓同一人，师从一代宗师、苏联指挥大师A.高克（Aleksandr Gauk，1893－1963），接受了4年的歌剧和交响乐指挥本科专业系统训练。

　　早年学习的时候，黄晓同的音乐梦想亦是在一方指挥台上指挥乐队真刀实枪地演奏音乐，却不成想因为当时必须服从的就业分配，他的一生都被框在了三尺讲台之上。

　　“演奏家或者歌唱家可以自己锤炼技艺，而指挥一旦脱离实践，一切都是空谈。”黄晓同回忆自己30岁时第一次指挥上交，也是为了教学需要，“当时我要教学生，需要具体的例子，但是那时候音乐学院根本没有乐队，怎么办？于是趁着自己30岁生日开一场音乐会，这么‘借’来了上交，指挥了一场音乐会。顺带当作教学示范。”之后60、70、80周岁生日的时候，学生们想起有这么个“老传统”，就给黄晓同办音乐会。“我都是借生日蹭音乐会指挥，我不是真正的指挥家，但是我琢磨了一辈子的这些东西，一上手，证明都是对的，都挺成功，我也格外珍惜。”

　　黄晓同说，他的一生是完全按照儒家的说法走出的路，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直到而今正入耄耋之年，回顾音乐人生，充满坎坷，也渐入豁达之境。30多岁时确定了在指挥的路上一路走到黑；40岁之前在困惑“四人帮”和中国文艺创作的走向；50岁时自己的学生陆陆续续成器，对自己从事的教学工作感到欣慰；60岁眼看着市场经济开始蓬勃，古典音乐事业繁荣中带着浮躁，开始对一部分学生的选择感到愤怒、不能理解，但后来也渐渐看开了。“报纸上说我说过‘最喜欢谁’，那都是随便说的，我的学生我都喜欢。有时候看着他们面对诱惑，不尊重艺术、不珍惜自己的才能，我也会伤心，但是我现在也不说了。”黄晓同说。

　　采访中，黄晓同常听不清记者的问题而反复询问，而到了排练现场黄晓同的耳朵却不会放过乐队的任何一个瑕疵。“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现在年纪大了，耳背，经常别人跟我说什么都听不清楚，但如果是音乐，一个音符都跑不掉。”黄晓同得意地说。

　　（编辑：郭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