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本报记者在北京见证了一场国际音乐节市场的“风云会”——这场以“影响城市之声”为主题的国际音乐节高峰论坛，汇聚了国内外最具影响力的一批大型户外音乐节的灵魂人物们。
从日本的富士摇滚音乐节、Summer Sonic音乐节、韩国蔚山国际流行音乐节，到德国WOMEX世界音乐博览会、澳大利亚阿格莱德音乐节、英国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这些世界知名音乐节的“头头脑脑”们都来了。他们和中国的迷笛音乐节、草莓音乐节、张北草原音乐节、热波音乐节等代表性音乐节的领衔人物们展开面对面对话，探讨着合作与交流的一切可能。
体量庞大、潜力无限的中国音乐节市场，让国际音乐节市场“垂涎三尺”。自2002年北京迷笛音乐节首开中国内地户外音乐节的先河以来，迄今每年在国内上演的已经有大大小小近百个音乐节。然而，作为一种彻头彻尾的“舶来品”，音乐节在中国尝到甜头的同时，也经历着各种阵痛与折磨。
在此次“影响城市之声”论坛上，本报记者聆听和采访了那些国外音乐节先行者们的心声，请他们为中国音乐节热潮把脉，也为在深圳即将探路的音乐节提出中肯建议。
音乐节何以为“节”
中国的户外音乐节，已呈“井喷”之势，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单是即将到来的这个5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大理，从北到南就有10个以上的大型户外音乐节上演。迷笛、草莓、热波、长江……一个又一个的音乐节品牌“你方唱罢我登场”。那些曾经在地下苦熬出头之日的乐队们，如今档期热得烫手，坐着飞机奔波在从这个音乐节到那个音乐节的路上。
“中国的音乐节市场是如此的火爆，以至于我每周都会接到好几个来自中国的电话，希望我为他们介绍足够大牌的国际艺人！” 日本富士音乐节的欧洲区推广总监杰森·马约尔对记者说。事实上，当唱片出版看上去万马齐喑的时候，音乐产业非但没死，反而在音乐节的舞台上柳暗花明、重获生机。杰森·马约尔表示，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音乐产业正在沿着欧美音乐走过的道路曲折前进，音乐节将成为音乐人们在信心丧失前的一剂“救心丸”。
音乐节何以为“节”？它和音乐会有何不同？黑兔音乐节策划人之一、英国Split works总裁阿奇·汉密尔顿对记者说：“说来简单，音乐节上不只有音乐。它是一场在音乐名义下进行的青春狂欢，是一种以音乐为载体的新兴都市文化形态。”他建议，中国国内的音乐节应当跳出“唯音乐是论”的框框，在夯实音乐本体的基础上，重视配套内容的策划：“比如，音乐节上可以有户外派对、极限运动、美食区、泼水节、音乐课堂、创意市集等，让观众现场互动，打造‘嘉年华’的气氛。”
早在14岁那年，汉密尔顿就在自己的家乡英国参加了人生的第一次音乐节——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他说：“对欧美的年轻人来说，参加音乐节是他们迈向人生的一个必经过程。”他把黑兔音乐节的品牌输入中国，也是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够像他当年一样在音乐中享受年轻的美好。
汉密尔顿提到的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是许多中国音乐节创办人们的启蒙。草莓音乐节创始人沈黎晖，就曾在那里大受启发和鼓舞。他说：“那是一次关于音乐的参与、漫游和大开眼界的机会。当地的牧场主提前培植了方圆十几平方公里的碧绿草坪，供观众躺着感受阳光与音乐的温暖。几万顶宿营的帐篷更是吸引人。音乐节期间有8个舞台同时演出，许多帐篷里还呈现着世界各地的民间音乐，参加音乐节犹如在云游音乐的世界。此外，还有无数纪念品、派对、美食，如此诱人的文化饕餮，让我看到了在中国举行音乐节的可能。”
中国音乐节离世界有多远
摩登天空音乐节和草莓音乐节的策划人沈黎晖亲眼见证了户外音乐节的发展。“近几年音乐节势头很猛，主要因为相关行业在其中看到了文化、经济的巨大潜力。”在他看来，尽管我国的户外音乐节还处于发展初期，但能保持目前的演出水准，“已经很难得”。令人担忧的是，同质化发展，让许多户外音乐节内容高度重复。
在本报记者接触到的国外音乐节“操盘手”们的眼里，中国户外音乐节表面的繁荣，难掩 “量高质低”的窘状。韩国仁川音乐节创办人尹昌重直言：“没有特色和创新，许多户外音乐节早晚会走下坡路，直至被观众厌倦、淘汰。”面对运营、管理、服务等“老大难”问题，有没有办法破解？在同质化竞争中，户外音乐节又如何寻找可持续发展的空间？[NextPage]
即将来深圳举办迷笛音乐节的北京迷笛音乐学校校长张帆说：“有些主办方太操之过急了。”去年，成都大爱音乐节造成的混乱，暴露出了国内音乐节“大跃进”的致命问题。他说： “目前中国的音乐节市场还不成熟，单靠票房是无法支撑这么大资金投入的。”在他看来，音乐节要做好，“可持续发展”很重要，“要实事求是地判断中国各地区消费群的规模，量体裁衣，慢慢培养消费人群，逐渐加大投资，不要一窝蜂地涌进这个尚显脆弱的市场。”
日本Summer Sonic音乐节创办人清水直树对中国的音乐节现状有着自己的观察。他认为，中国唱片业的不景气与音乐节的过热之间，存在令人尴尬的巨大落差。当艺人的质量参差不齐、数量屈指可数时，消费者对现场演出的需求却在逐年递增，过大的落差酿就了产业链断裂的危险。需要平衡完善整个行业的生态环境，才能共同促进音乐节市场的根本繁荣。
从“千人一面”到“各表一枝”
在北京一间正在举行现场演出的酒吧中，本报记者偶遇挪威佛尔德民间音乐节的主席希尔德·比约孔。他递上的名片背面，印着佛尔德民间音乐节的口号：“世界相聚在佛尔德”。这是一个专门为世界各地民间音乐提供舞台的专业化音乐节。经过多年经营，已经发展成北欧最有影响力的民间音乐节。从创办至今22年中，已经有100多个国家的4000多位音乐家在其舞台上演出。
“音乐节不一定要贪大求全”，比约孔说，“我的目标是给大家带来感动。因为当你能够使别人感动，你就能改变他们的想法。我希望带给人们强烈的情感冲击，触动人们的灵魂，打开他们的思维，开阔他们的见识。而这些，都是音乐节定位的目标所在。中国的音乐节，风格普遍太雷同了。”
随着音乐节数量的增多，阵容相似、千人一面的问题逐渐暴露了出来。崔健、张楚、何勇、唐朝乐队、谢天笑……这些老面孔轮番出现在不同的音乐节舞台上。乐评人黄燎原表示：“或许没看过他们演出的人会有一丝激动，但是然后呢？我们能守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造出的几个明星看一辈子吗？”热波音乐节负责人李岱也表示，如何“各表一枝”，对所有音乐节主办方都是一个挑战：“音乐节不可只考虑艺人名气的叠加，未来的音乐节阵容应走向分化，有意识地培育新生力量。”
荷兰Earth Beat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吉奥米·威廉姆斯表示，在荷兰，音乐节会按音乐风格很详细地划分，方便受众去挑选演出来观看。他建议，中国的户外音乐节市场应该朝着细分的方向发展，出现更多垂直的、有自己品位的音乐节，“比如电子音乐节、嘻哈音乐节、重金属音乐节、爵士音乐节……每个音乐节都应找到自己的特点。”他还特别提到，这种特点应该结合自身情况去发掘，而不是照搬国外模式。
深圳需要怎样的音乐节
深圳作为一座文化生态活跃的南方城市，还从来没有办过大型的户外音乐节。当不少海外音乐节的领头人们听到这样的消息时，纷纷表示不可思议。“音乐节是城市文化生态的必要部分！” WOMEX音乐博览会负责人艾克巴表示。
在深圳，如何办一个符合城市个性、深受市民欢迎的音乐节？许多国外友人通过记者提出了建议。艾克巴说，“森林音乐节”、“草地音乐节”是欧美国家夏季最为热门的演出形式，从柏林爱乐乐团的森林音乐会，到著名的萨尔茨堡音乐节，从美国芝加哥的拉维尼亚音乐节到波士顿的探戈坞森林音乐节，都是成功的典范。而在中国，真正的古典音乐音乐节还没有形成气候，他建议深圳从此切入。
据本报记者了解，深圳的音乐节气候正在形成，深圳迷笛音乐节、福田莲花草地音乐节等品牌都在积极筹备。“当人们享受音乐节现场就像随手买一杯咖啡这么轻松自然，那是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景象！”，一直倡导深圳应创办本土音乐节的电台主持人刘洋说。
（编辑：郭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