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安门路口钻进一个破旧的小胡同，远远地就听得到像噪音一般的电吉他声。推开酒吧的小门，你会迅速掉进巨大的音浪海洋。
等你适应了昏暗灯光和烟雾缭绕之后，会发现这个小房间里挤满了人群，有的拿着酒杯互相聊天，有的点支烟对着墙边台上的乐手发呆。
台上的乐手也仿佛完全不管台下的听众在做什么，只自顾自地埋头拨弄琴弦，时不时地对着脚边一排效果器忙乱一番；更有两个吉他手干脆背对观众，女鼓手把头发垂在脸前，彻底放弃跟观众的面对面。
而他们制造出的“音乐”，也着实不是普通意义的音乐。没有旋律，没有节奏，没有和弦，甚至连基本的美感都没有——如果一个迷路的人无意间闯了进来，大概会在第一秒被吓跑。
这是由《新视线》杂志主办的“2012大声展”当中音乐单元的演出现场。由乐评人健崔请来六组乐队、乐手，从四点开始一直到十一点，连续七个小时的一场马拉松式的演出。演出乐队White+、Soviet Pop，乐手李剑鸿等在独立音乐圈子里都小有名气，他们站在与主流音乐近乎完全相反的一面，执着地保持对“先锋音乐”的热情，努力发掘皆然不同的鲜活个性。
“音乐与其他形式的艺术不一样，台上台下只有一步之遥，每个人走上台就可以开始玩自己的实验音乐，”策展人健崔说，“所有的艺术家在确定自己的音乐风格之前都有实验性，而这个过程远远比结果要更美。”
即兴之美
李剑鸿一走进咖啡厅就被人认出来，工装外套、蓬松齐肩长发、精致的胡须，这就是一个“噪音、即兴音乐人”该有的样子。
“玩即兴（音乐）没什么了不起的，”他说起话来带着浓重江浙口音，出乎意料得害羞、不善言辞，回答问题之前总需要想一会儿，“你也可以去玩，人人都可以去玩。”
作为中国目前最活跃的噪音、即兴音乐家之一，李剑鸿与国内音乐人颜峻、李铁桥、虐待护士，国外著名声音艺术家大友良英、松原幸子等都有过合作——目前已在PSF、Utech、Post-concrete、Archive、Sub Rosa和2pi等厂牌推出近30张个人、合作和合集作品。
而他也不是从一开始就立志当一个非主流的音乐人。“我大学刚毕业那时候也组过摇滚乐队，我是吉他手和主唱。”他聊到以前仿佛有些不自在，“后来觉得一首歌唱很多遍，这很没意思。”
在他眼里，重复演奏会造成感情的透支。因为原本创作的歌曲，第一次唱的时候觉得很喜欢，第二次、第N次唱过之后就会慢慢稀释掉最初的感情，“有时候宁可演错，”也不要完美而感情淡泊地重复下去。
因此，他走上即兴音乐的路就显得合情合理。[NextPage]
即兴音乐，就是在正式演出前完全不经过预先准备与排练，一切的状况都看乐手现场发挥。其实莫扎特曾经也是一个古典乐界的即兴好手，但现代实验音乐领域中的即兴更加反常规。
乐手不受任何条条框框的束缚，不用考虑节奏、旋律，甚至也不用管乐器本身的物理特性，完全依赖自己强大的创造能量制造声音。
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这种音乐形式对乐手的要求极高。虽然在不知所以的听众听来，实验音乐的现场只是些莫名其妙的不和谐声音，但就专业乐迷来说，评判一个即兴音乐家是否优秀还是要看其是否传达出了足够的个性与创造力。
“在做音乐的过程中看到一个自己，然后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面前，”李剑鸿说，“这个总结自己、凝聚自己的东西是最难的。”——也是最关键的成功标准。
国际即兴音乐大师如Derek Bailey、灰野敬二都有着先前扎实的音乐底子，来自爵士乐、古典乐、电子乐等领域，同时他们在演出现场也具备极高水平的专注力。因为在没有实现准备的状况下，依靠个人累积的经验与习惯，想要做出让听众凝神欣赏几十分钟的音乐，是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
而强大的个性火光也就会在这种即兴创作中得以迸发。
李剑鸿举了一个例子，英国60年代的自由即兴乐团AMM曾经在现场演出的时候横放一把吉他，然后用弹簧、玻璃珠等物品去拨弄吉他发出声响，旁边配上收音机的背景声——他说那种音乐“一听就知道是他们的，人人都可以模仿，但都不是自己的。”
从某种程度来说，其实这种反传统表演形式、反传统音乐模式的音乐流派其实已经横亘在“音乐艺术”与“声音艺术”之间那个模糊的边界上。
无功利生存
同李剑鸿的风格不太一样，White+属于硬件电子乐队，他们的曲风相对比较不那么“先锋”，而更加亲民、易懂些。
乐队组建于2010年，由Carsick Cars乐队的主唱张守望和嘎调乐队的鼓手王旭组成。这两个人都因为其之前的乐队作品而召集了一大票粉丝。而两人新组建的这支乐队出版过一张同名概念专辑，以极简主义为基地，特地去电子音乐发达的德国录制完成——张守望负责合成器与人声，王旭负责打击乐。
他们的音乐听起来充满积极又冷静的氛围，迅速赢得业内好口碑。而那些自称“脑残粉”的发烧友们在豆瓣等社交网络集结成团，乐此不疲地分享、讨论各自对其音乐作品的看法。王旭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自始至终都保持着谦逊。
他非常喜欢北京的独立音乐圈，说这里所有的年轻人都知道自己有不足的地方，如果不努力就会迅速被别人超过——“形成一种特别良性的竞争氛围。”
而尴尬的现实却是，他们的这种良性关系只是因为彼此没有太多利益冲突。[NextPage]
据王旭的了解，在实验音乐发达的德国、日本，有一半以上的歌迷会偏好这种小众风格；而在国内，十个听歌的人当中大概只有两三个人会涉猎到电子、即兴、实验——而这其中顶多也只有一个或一个半的乐迷会真的掏钱购买CD唱片、演出门票。乐队收入基本都来自微薄的演出费与唱片收入，可是这完全不足以支持乐器、排练场地等开销。
也就是说，这个并不算很大的音乐圈子里，基本上没有几个人可以完全依靠音乐过活。李剑鸿靠为品牌做秀场音乐赚生活费，王旭平时为网站做平面设计，他周围的乐手朋友也有开小店做生意，大部分时间里大家都要各自生活。“平时做设计的工作，有空大家凑在一起做音乐——这基本成了我的生活方式。”王旭说，“不可能为了挣钱而去多接商业演出，这不可能。”
小众的包容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极其淡泊的功利心，才让这个在十年前的中国还非常新鲜陌生的音乐形态，在当下有了小规模的明显发展。
“整个环境变得好些了，”李剑鸿几年前在杭州起家，目前在北京定居。“虽然没有给乐手带来什么实质的生活改善，但观众对这种音乐有了更多的了解，他们知道来看的是什么，不再像以前多半出于猎奇。”
他认为，网络的兴起使得小众音乐迅速传播开来。年轻一代的八零后、九零后们思想也更加多元、开放，于是很容易欣赏到非传统音乐类型的美。
加之兵马司等这些独立音乐厂牌的发行支持，才使得原本就不容易支撑下去的音乐圈子干脆走向了完全不功利，“专心考虑好音乐”的事情。
“大家彼此看到作出不一样的东西，会觉得惺惺相惜。”李剑鸿说起同行之间的共同态度，“跟每天起床洗脸一样，做音乐成了习惯。不会去考虑接了几场演出，有没有人来听——纯粹变成了一种修行。”
当大家都彻底放弃金钱导向的时候，反而可以创造出饱含才华的作品。
比如李剑鸿提出的“环境即兴”概念。他曾经在一个小酒吧门口做过一次露天演出，大家都聚在一起，没有台上台下，每个人都置身在那个氛围当中，而氛围本身也就成了他创作的即兴音乐。
不论是先锋音乐、实验音乐，还是噪音、即兴，当固定的审美局限被打破，有的人会感到愤怒，有的人会感到无助——但当你真正放松下来仔细欣赏，这些音乐人们为之执迷与投入的感染力量还是会直指人心。
到最后，反而最小众的东西最能包容大众情感。
（编辑：郭宇）
